六四後本地民主派人士意識到要團結組黨,1990年4月港同盟誕生,預備迎戰翌年立法局直選,創會酒會邀新華社官員出席。主席李柱銘表示,新政黨致力香港事務,無意介入中國政治,與支聯會路線不同,港同盟不得不承認李鵬政權。
《香港政經周刊》第19期(1990年4月14日):
民主派政黨千呼萬喚站出來,香港民主同盟終於成立。這個民主黨既要和虎視眈眈的中方打交道,又要和躍躍欲試自句各方勢力競爭,可說是前途多艱。如今港同盟擺出一個對各方友好的態度,既向新華社伸出友誼之手,又講共識政治,一洗過往被指「對抗性」的形象…問:記者 | 李:李柱銘問:可否說清楚「六四」與組黨的關係?李:我想當時他們[民主派]是看大局,而不是看自己個別組織。香港要團結,民主採若不先團結起來,怎可以期望其他人團結呢?…李:其實我們的政綱、宣言已很清楚。(按:港同盟政策總綱列出「社會政策必須符合社會公義」,「港同盟無意介入在香港以外的中國地區的政治」)這是港同盟的路線,我們不可以遠離這路線。最重要是明白組織的路線與個人的行動可以完全不同。我們以公司註冊,若處事不按章程,可能被會員挑戰。
有人問港同盟和支聯會有何分野。事實上兩間都是有限公司,兩者皆要按章程辦事…港同盟沒有錢,支聯會則有很多錢,但支聯會不可以將金錢轉給另一組織。支聯會主要是支援中國民主運動,而港同盟則只是想在香港建立民主運動。至於中國民運,章程規定我們不可以干預。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組織…問:話說回頭,港同盟如何改善與中方的關係?對中國的態度如何?李:中國政府和新華社是我們不能否認的當權者,所以港同盟不能拒絕與他們接觸,故此要互相了解。但單方面說,我們想跟你們談談,也沒有用。相信假以時日,對方應該會逐漸明白我們的立場。問:可否再說港同盟是承認李鵬的政府或政權?李: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問:由此看來,你們對中方的態度是友善的;但中方對你們的態度又如何呢?因為中方看的是人,你們在這個組織承認他們的政權,在那個組織卻不承認,究竟想中方怎樣跟你們改善關係呢?李:中方應該理解我們。這個錯覺暫時會有,也有很多香港人產生這個錯覺。這其實是兩件事,例如我作為幾間公司的董事,若你跟我其中一間公司打官司,又跟我另一間公司生意合作良好,那麼我也不會不邀請你來參與我的酒會吧!內地把事情簡單看成一個黨、一條線,但香港的情況不同。
問:聞說你們民主派有內部分工,部分人主力搞支聯會,另部分人搞港同盟。支聯會的成員則盡量少涉足港同盟事務,這分工構思是為了避免中方把港同盟也「釘死」嗎?李:你可作你的分析。其實有一點須留意的是工作量的問題。當主席的,工作量非常重,日後須重新分配工作量,其他的職務必須有所取捨,但我一定要搞好港同盟。問:有哪些職務你會捨棄呢?立法局不會吧!會辭去消委會主席或支聯會會副主席之職嗎?李:這要詳細跟其他常委研究,再作打算。問:會內有沒有人以私人身分跟新華社接觸?李:個別人相信會有。問:中方反應如何?李:其實「六四」事件以前,許家屯不是經常鼓勵港人組黨嗎?只要不用「黨」這個字便成了。他也跟我談過。中方是十分明白不可能沒有這些政治組織的…問:整個訪問給我們的印象,你們對中間政府的態度,以及大談共識政治方法,皆和民主派過去的取態不盡相同,你們是否變得更現實呢?為向何有此轉變呢?李:我們站出來搞政治組織,要看社會轉變,社會有變,是否仍採取原來的強硬政策,對社會整體有沒有利益,是一個考慮因素。某一個政權,不管其他人怎看,她也是一個政權,在香港搞組織便要接受這現實。問:你過去在很多問題上都「去得很盡」,如今成為黨魁,事事要從組織著想,受組織制約,會否和個人志趣有很大矛盾,覺得很不快樂呢?李:昨天的小我已變了今天的大我。
其實主流民主派一直以中港區隔理念參政,到八九民運期由於香港民情沸騰介入支援北京學生,甚至一度表示與中共政權決裂,但其後不久即降溫「回歸現實」。1989年8月8日《信報》報道,支聯會副主席李柱銘回應中方施壓,指港人暫無法直接爭取中國民主,應先爭取香港有民主。
其後李柱銘接受港台節目訪問透露,他曾在民主派組黨會議表示考慮退出,但獲在座人士力撐,派盼未來以和平方式消除中方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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