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基本法》拍板，本地民主派轉攻九一直選建制路，部分社運組織和學界代表不滿支聯會領導層裡同屬港同盟人士為利益對民運立場搖擺，遂與民主派各走各路。
《香港政經周刊》第24期(1990年5月19日)：
支聯會在5月13日召開大會，會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新苗社和四五行動代表紛紛點名批評李柱銘，針對他身為支聯會副主席，却公開表示承認中國現政權，另外又在美國表示，希望美國經濟制裁中國的同時，不要嚴重影響香港經濟，暗示希望美國不要取消中國最優惠國待遇…支聯會大會最後決定先搜集資料，留待5月24日第二次大會再討論…當日除李柱銘外，還有港同盟兩名副主席何俊仁和楊森、常委李永達等出席，三人亦同時也是支聯會常委。
學聯代秘書長鍾劍修指出，李柱銘等4人在會上輪流發言，不斷重複港同盟的立場，又指一些傳媒報道錯誤…另外他們重申港同盟也希望中國現政權下台，只是不能不接受現政權仍然在領導地位，如果港同盟要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仍是要接觸現政權。
第33屆(1990–1991)學聯秘書處工作報告，轉引自《同途殊歸：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1998)，頁192：
李鵬政權漸趨穩固，使不少曾高喊『打倒李鵬』的人仕感到無助；中港關係的緩和，亦強化了『井水不犯河水』的論調。
《同途殊歸》(1998)，頁199註64及57：
支聯會成立初期的「長期目標」是爭取中國民主，「短期目標」更包括打倒鄧李楊等十分具體的內容，但到了1990年中以後，支聯會已不再提「打倒鄧李楊」，改為以較模糊的「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造民主中國」等口號作為綱領…
1990年4月3日由香港民主派人士組成的香港民主同盟(民主黨前身)主席李柱銘便曾公開表示「不得不承認李鵬政權」，而李柱銘當時身兼支聯會副主席。
《同途殊歸》(1998)，頁193–194：
九零年《基本法》通過後，本港的民主派開始把注意力轉向走入建制，政治團體進行重組以迎接九一直選，而民促會也變得無事可為，甚至會議經常流會。學界有感於其與民主派在爭取民主方面的位置已經有所不同，一些原屬民促會成員的院校學生會時委會更作出退會準備；但是，在九一年初，民促會宣布自行解散。
九零年八月，中大學生會聯同其他民間團體發動要求支聯會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討論支聯會對中國問題的定位，矛頭便是直指支聯會領導層同屬港同盟的人士對中國民運立場不穩…學界與民主派的分歧主要源於兩方面：第一，對於中國民運的問題多經歷八九民運後的學界每以民運為最高綱領，反對作出任何妥協，但民主派考慮問題卻較為「策略」，隨著形勢發展而漸次降低其抗爭層次；第二，民主派全面組黨及參與九一直選，使學界更自覺民主派本身在民運工作中已有一定利益考慮，因而令學界再難全情跟民主派進行合作。
[同場加映] 1989年致力支持北京學運的學聯秘書長兼支聯會常委陶君行， 曾揚言要跟中國人民共赴國難。翌年陶君行卸任學聯，轉為任職不干預中國內政的本地政團港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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