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北京學運引發百萬人上街，本來一直抗拒介入中國政治的主流民主派民促會主席司徒華，逕自宣佈成立支聯會統領運動，引來少數團體不滿。六四後支聯會正式註冊，選出董事過半來自民促會陣營，但有該會骨幹當選後卻憤然辭職，質疑選舉程序不公，並抗議大台以陰濕手段排擠異見者。
1989年鏗將集扼要鋪陳事件背景，從多次行動看出支聯會大台核心與少數團體基本分歧：後者組織規模較少，回應事態較靈活，具鮮明立場，甚至被評為激進，號稱著重群眾覺醒參與，期望提升大眾政治水平；前者重視規模又擔心失誤，傾向集權管理，壓抑自發表達，甚至不惜取消或押後行動，政治論述上莫衷一是。
鏗將集 手牽手(1989年7月6日)：
支聯會秘書處設在民促會秘書處，支聯會最近選出來的董事局裡有過半數共13人來自民促會，成員大部份來自一般人稱為民主派的團體，一向專注搞本地政制改革和爭取在基本法增加直選成份。
今年5月中，國內運動發展到如火如荼，民促會公開表示支持北京學運，後來成為支聯會的主要團體。
支聯會另一些少數異見團體的部份成員過去曾參加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四五行動是一例。
梁耀忠：「今日是四五日子，亦是我們記念這些人的遊行，同時也為針對中國政府最近對我們天津之行扣押事件表示抗議。我在此呼籲市民參與行動…」
他們在今年初成立，重心是關注本港和中國民主人權問題，他們搞過簽名運動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他們自稱「四五行動」是為記念1976年4月5日因為悼念周恩來而演變的天安門事件。主要成員有40多人，包括教師、工人與文化藝術工作者，個別人有鮮明政治立場，是社會主義一個流派，本地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成員，外間有人指四五行動是托派組織。
劉榮錦(四五行動發言人)：「四五行動一個宗旨是以群眾運動為基礎，在中國和香港建立一個全部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歸於人民的制度，所有同意這宗旨立場的人都可申請參加四五行動，我們亦會接受。所以有些托洛茨基主義同意這宗旨參加我們當然接受，有區議員同意這宗旨參加我們也接受，任何人士我們都接受，只要同意這宗旨立場。四五行動有區議員，我們可否說這是半官方組織？不可以吧。」
支聯會旗下主流團體民促會和四五行動等少數異見團體，在公開聲明提出口號相距不遠。[支聯會集會] 張文光、劉千石：「打倒法西斯！」
[四五集會]「打倒鄧小平！打倒官僚制度！」支聯會在報章刊登聲明，表示堅決與鄧楊李法西斯政權劃清界線，不承認他們代表中國人民及國家，並對其法西斯殘暴行徑嚴加譴責，又呼籲中國外交機構響應。
四五行動亦呼籲市民與中國當權派劃清界線，準備以罷工、罷課、罷市來支援民運，又呼籲本港基本法草委諮委辭職，亦認為中資機構應該與中國政府決裂劃清界線。
聲明大致一樣，但實踐時這兩團體各行各路。四五行動著重群眾參與，他們在天星碼頭的攤檔自行5月14日開始靜坐支持中國學生，一直維持到現在。他們認為這位置方便接觸群眾，維繫市民留意事態進展。
[6月11日四五行動「全民鬥爭」集會]
四五行動堅持要發動群眾不斷參與。發生旺角騷亂後，支聯會暫停兩週有多沒有搞大型群眾活動，但四五行動在騷亂後接著的禮拜日就舉行群眾集會。
劉榮錦(四五行動發言人)：「在這時間搞群眾活動意義在，對於今次支援運動所喚醒起來最先進的群眾，深化他們政治認識，提高他們政治醒覺，增加他們政治鬥爭經驗，為將來長期鬥爭準備。」[6月19日四五行動「抗議白色恐怖」集會]
6月4日北京學運被血腥鎮壓前，四五行動已呼籲香港市民做好準備，必要時以罷工、罷課、罷市來支持國內運動。他們立場鮮明，在遊行集會展示的標語、叫的口號都說要打倒官僚，結束一黨專政以及爭取人民當家作主。在集會上唱的歌曲政治色彩亦較濃厚，他們經常帶領群眾唱《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劉千石：「各位不怕秋後算帳的同胞…」支聯會方面，旺角騷亂後首次再搞群眾活動，較激烈的是6月24日的「反秋後算帳大會」，到場約有1萬人，氣氛亦相當激昂，但舉行時間卻是國內開始白色恐怖後兩個星期，為何這麼遲？
李永達(支聯會秘書處召集人)：「為何我們會遲一點？第一，我們組織龐大，有228個團體，做這決定時要想清楚這行動本身會否得到大部份團體支持；還有，我們搞這行動時預計參與人數多，所做的準備工夫比一般個別團體多。」六四事件發生後，支聯會提出三罷呼籲，結果因為旺角騷亂，當日凌晨決定取消。有團體認為這決定打擊了剛剛激發起的群眾情緒，他們認為由當日市民依然有自發性的遊行集會，可見支聯會過於謹慎。但支聯會不同意這批評。
李永達：「我們每個搞運動的負責人都有責任要令每個運動都在我們安排的方法和規矩下進行，否則，一次運動失誤，不是影響我們個人，而是長達打擊整個民主運動。所以民主派搞群眾集會未嘗發生過一次騷動。發生了一次，就令以後日子，民眾不會對騷動磨滅，他們會對運動組織者產生戒心，長久來說這對運動不利。」
民主歌聲獻中華雖然稱得上是支聯會支援民運的高潮，但處理方式被旗下有些團體提出異議。他們提出過每隔一會騰出時間去分析學運加強群眾理解，他們反對單單著重感受和氣氛，不過這些建議都被否決。李永達(支聯會秘書處召集人)：「在音樂會裡生硬地去加一些政治講話，如果講得不好，人們看電視時會休息去洗手間，我們會裡嚴肅討論過多次，為尊重負責的朋友，他們不贊成，所以我們否決了。」支聯會領導群眾高呼民主自由口號，但在這些概念下中國未來政制發展如何，他們未有具體想法。李永達：「對於全港支聯會來說，在這階段我們只初步辯論過方向，我們會繼續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但這所謂民主的建立，裡面實質內容如何？我們沒有詳細討論。我們是否贊成多黨制，或者在社會主義民主是否一定要照抄資本主義民主？我相信在現階段我們未必需要討論到這樣清楚。」
支聯會為香港如何支援國內民運這問題出現分歧，到最近更傳出分裂消息。黃偉雄(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當初大家基於愛國和希望促進中國民主化一起投入這運動這組織裡，但後來在運動策略上不同團體有不同意見，造成了磨擦。」
支聯會秘書處成員，亦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黃偉雄，在支聯會選出董事局10日後，公開批評支聯會部份領導人排擠少數異見團體，不夠民主，他最後更退出秘書處以示抗議。
支聯會特別就這事召開記者會澄清，他們認為黃偉雄提出批評的資料基礎是錯誤的。大家各執一詞，無論如何，這次糾紛證實支聯會旗下團體意見未能一致。
司徒華：「我說的意見，你猜他們無腦嗎？你猜他們真像李鵬，只聽鄧小平指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腦嘛！」
當選支聯會董事的民促會骨幹、公務員公會聯合會主席黃偉雄在其請辭公開信零碎地列出各項對大台指控，當中提到民促會圍內圈定支聯會常委名單，特別要排擠昔日頗具影響力的社運老兵，70年代雙週刊搞手吳仲賢；又指支聯會作為大台表裡不一，表面為壯聲勢歡迎各路團體加入，背地裡卻有成員透過報章輿論間接攻擊會內少數團體。
黃偉雄：〈慎防走上鄧小平式獨裁之路〉(1989年6月22日)：
6月8日下午，民促會一位負責人向我透露民促會圈定的支聯會常委會成員名單，起碼有一位我是不能接受的。理由是在這個運動中他並未有清楚表示態度。而名單包括鄭經翰及岑建勳，但却沒有吳仲賢，我亦表示不能理解。他說是司徒華對吳仲賢十分不滿…圈定名單我雖然十分厭惡，但仍不至十分發火，但着意要排擠某些人，而民促會秘書處的核心份子竟沒有人加以勸阻，而司徒華先生這種作風已有前科…這樣的一言堂作風，和現在我們豁了性命，準備流血去打倒的獨裁作風有甚麼分別？支聯會秘書處在六月十一晚提供的董事會選票，將他們圈完的二十個董事放在前二十名的位置。這明顯是方便傳遞訊息：「剔前面二十名就得了。」…
此外，還有一宗令我十分反感的事件，是支聯會一位負責人透過明報的何俊彥專欄《前綫》大力攻擊支聯會內的「極左派」…支聯會為了壯大團結，沒有拒絕這些團體參加…但利用傳媒來攻擊支聯會內不同意見者，不但沒有團結的胸懷，反而顯得這伙人鬼鬼祟祟，這恐怕又會掀起一場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策戰…我自一九七八年開始參加公務員權益以外的運動…我們的工會在歷次運動出了不少氣力，這都是本着辦工正義公平的原則為全港市民的利益出發。為了抗議全支聯一些負責人的不民主作風，我宣佈退出支聯會的常委會。
當年坊間曾有好些報道與評論關注事件，支聯會發言人張文光受訪時承認，司徒華與大多數團體都不接受吳仲賢，其他指控多是資料不足或溝通誤會所致，並指某些細節是翻舊帳，黃偉雄當年在民促會都未嘗抗議，形容黃偉雄這次突然辭職「令支聯會不能專心一致共同面對當前的敵人」。
那邊廂，左翼團體新苗社不但在其刊物《新苗》第12期(1989年8月)轉載黃偉雄宣佈退出支聯會公開信，更同時刊登數篇成員文章，列舉事例力證他們與四五行動等小團體如何被民運大台排擠。
多年後，《明報周刊》再訪問昔日參與者憶述事件經過，雖然內容相對淡化，但有關指控仍甚尖銳。
岑建勳訪問，〈支聯會的誕生〉《明報周刊》第2221期(2011年6月4日)：
6月11日，他出席了正式成立「支聯會」的第一次會議。「我記得好多人vote我，我高票當選常委，僅與華叔相差一票。(編按：根據會議紀錄，岑建勳184票、司徒華171票)向來，我是獨行單幹，74年以後，再沒有參加活動，根本沒興趣再搞組織，我很厭惡那種內鬥，老吳[吳仲賢]很理解我的性格。我個人比較感性[，]不適合搞組織，我唔鍾意兩兄弟為了政見不同，上綱上線，鬧到人身攻擊。很厭倦，很內耗，中國人真的很喜歡內鬥…「我所謂的參與『支聯會』，實事求是的說，根本是沒所謂。在『支聯會』，在整個選動中，我很單幹，我不是搞政治的人，也不喜歡受組織約束。所以，我做了一屆就不做了，我不要過這些組織生活。」
陶君行訪問，〈支聯會的誕生〉《明報周刊》第2221期(2011年6月4日)：
正式成立支聯會選常委那天，他以「學聯」代表身份出席。他笑着說，「那天，我體會到民主派會mark票，他們圈定人選，但沒有要我們選哪個，畢竟我們是學生頗純真，可能會質疑他們事前約定。我覺得他們三會：『太平山學會』、『滙點』、『民協』有很多區議員，很多社區子組織，每個有代表，可以壟斷投票。後期就很正常，第二屆之後很順利。」「會上有些爭議，爭議些什麼記不起。黄偉雄當選辭職，說司徒華是鄧小平，是獨裁者。李柱銘下跪請他不要離開。」
黃偉雄訪問，〈支聯會的誕生〉《明報周刊》第2221期(2011年6月4日)：
「那晚辯論好激烈。學聯有人來討論。但司徒華還是有保留。張文光則力諫要支持。後來舉手表決，司徒華投反對票，但支持議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早已淡出政治圈子的黃偉雄，當年被選為「支聯會」核心成員後，馬上請辭，原因是他覺得司徒華太獨裁。當時黃偉雄是政府測量師，積極關心香港政治，代表「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參與「民促會」，經常出席「民促會」的會議。黃偉雄的回憶也從「民促會」開始 ── 「這是民間最具代表性的組織。司徒華就是『民促會』的精神領袖。會議由他主持順理成章。『教協』有人力物力，會議在『教協』舉行也很自然。」「民促會」一向定期開會，一直以討論政制為主。民運開始，香港學生都在新華社靜坐支援，「民促會」仍沒反應。黃偉雄說：「司徒華一直不希望民促會介入大陸政治。我估計司徒華知道以他們的力量是不夠大陸『玩』的。」即使司徒華不願意介入，「民促會」還是召集了一次會議。黃偉雄記得，當晚的討論題目是「民促會」應否支持北京學生運動。「那晚辯論好激烈。學聯有人來討論。但司徒華還是有保留。張文光則力諫要支持。後來舉手表決，司徒華投反對票，但支持議案以一票之差獲得通過。」會議完畢，民促會全體成員去了新華社門口支持學聯。然後就是5月21日的一百萬人大遊行。在馬會靜坐時，台上宣布成立一個組織支援中國學生。「好像是由李永達宣布的。台下反應好熱烈。彷彿羣眾授權『民促會』去搞一個新組織。我冇所謂，只是在『民促會』內並沒有討論成立新組織。」成立新組織的籌組會議仍然由司徒華主持。黃偉雄也有出席。「張文光、何俊仁等都在台上。台下發言非常踴躍。即使有新面孔，會議也很順利。司徒華似乎幾歡迎大班，我估計是大班有資源。」正式的「支聯會」核心成員選舉是在六四之後，黃偉雄對那次的會議印象深刻。「由於司徒華不希望有些人成為核心成員，所以透過身邊的人，叫我不要選吳仲賢和鄭經翰。現今一位政界紅人也來游說我。我好反感。拉票冇所謂，但講明不要選某些人就是違反民主精神，我認為不可以。」因此，黃偉雄退出選舉，並起草了退出聲明，交待退出原因。
司徒華逝世後出版的回憶錄亦約略提及事件，反指起因是黃偉雄想攬權。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2011) 329–330：
支聯會的組成，是由八九民運催生的。五月二十一日，百萬人遊行後，大會宣佈組織支聯會，在場群眾沒有反對。一星期後，由團體代表開會正式成立，當時由二百一十個團體組成，至今，基本架構沒有大的改變，這些團體現仍在會內掛名，但實際上已沒有參與運作。真正提出退會的，只有屬於教聯會的程介南和黃偉雄。程介南退會時還寫了一封很誠懇的信，說我們做了很多好事，但環境所遷，不能參加我們的活動，不過還會支持我們。他這封信，我們已送去美國保存。至於黃偉雄，說我獨裁，實際上是他想攬權，不成功便誣衊我。他早在八十年代初，在職工盟工作訓練班工作，之後參加了勞工聯席會議組織，後來自行組織4A工會。支聯會的存在，從來都是來者不拒，自由退出。整個運作模式，由各個團體派出代表，組織常委會，掌握會內核心工作，但不會分派工作到每個分會，每年的重要活動，就只有六四維園集會、年宵市場、中秋集會，由有實力的團體派人參加實際工作，像教協會便派出最多人力，專門收集捐款，以及分派糾察在不同區域，維持秩序。又或是由職工盟負責前台秩序，有些團體沒有太大實力，只參與活動。
近年本地工運史家梁寶龍透過口述與其他資料回溯事件經過，補上不少枝節，傾向認同當年黃偉雄觀點，認為司徒華作風獨裁，並指其回憶錄記述不實。文章又提及事件後續，黃偉雄高調退出支聯會，引來其本身組織不滿，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好些執委經過一番策劃，終於將其罷免。
吳仲賢是提出成立支聯會的主催者之一，主張組成方式是聯合陣線，不同黨派都可以參加。岑建勳和吳仲賢曾同是托派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成員，其時岑建勳早已轉為娛樂圈中人，沒有對社運有任何批評。吳仲賢是傳媒人，不時對社運提出批評，曾於七十年代對金禧事件的一些問題提出嚴厲批評，因此和社運中人結怨，直至現在雙方人馬仍口和心不和。鄭經翰是時手持所謂「大哥大」的第一代手提電話，經常跟在司徒華一旁，提供通訊服務，惹來不少說話。
司徒華一直以來都有排擠異己作風。基本法進行第二次諮詢時，民促會組對話團訪京，司徒華大力阻止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的何國鏇成為團員，在雄哥極力反對下何國鏇才能成行。雄哥和何國鏇都是公工聯成員，有人戲稱何國鏇是雄哥的軍師。何國鏇身高過人，渾號「高佬」，我等後輩稱他為校長。何校長當年與林華煦一起掀起七十年代的敎師工潮，後轉為司徒華領導。工潮中產生不少矛盾，令各人心中都有結…1989年6月12日，支聯會常委會（董事局）開會互選主要負責人，雄哥發言表示對6月11日的常委選舉有所質疑，要求查看投票記錄，若發現有不公平情況會要求重選。他發現當晚共有199個合資格團體簽到，部份簽到團體不是支聯會成員，不知他們是否有投票權？他又發現大會發出了202張選票，兩者相差多了3票，投票後收回了199張選票，有3張選票不知去向。至此表面上已浮現一個大問題，這些出席大會而未知是否支聯會成員的簽到者應該進行了投票，在這情況下的選舉結果有效嗎！一個重要問題剛出現，另一重要問題又浮現：5月30日時，屯門區議員吳明欽一個人代表9個議員辦事處和地區團體簽到，另一名屯門區議員又代表8個地區團體簽到。雄哥回家後細想，估計他們可能是為日後競選常委舖路。近年屋苑圍標問題嚴重，有關人士大聲疾呼，請各業主親身到會，不要輕率簽下授權書，吳明欽竟寫下9個簽到，另一人寫下8個，兩人連授權書也沒有，真教人搖頭嘆息。
雄哥與司徒華爭論這些問題，雙方爭持不下，氣憤的雄哥突然宣佈退出支聯會。李柱銘忍辱負重，半膝下跪要求雄哥以大局為重，不要離去，可惜雄哥已死心，堅持退出…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第330頁中，指事件是雄哥攬權不成，反抺黑他獨裁。書中指雄哥組織「4A會」是一極大謬誤…黃偉雄就司徒華指控向牛津大學出版社投訴，並出示有關資料，牛津回覆指這是司徒華個人觀點，不會作出任何處理，更不會去跟進求真…雄哥與司徒華衝突後，支聯會內的公工聯一眾成員與雄哥行動一致，整隊人拉隊離開會場。在這情況下，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梁籌庭與香港郵政局員工會蕭賢英等公工聯成員認為對外起糾紛時，表面上要保持一致行動，全力支持雄哥，與他共同進退，顯示高度內聚力。但個人上對他有任何不滿，或不同意他的決定，留待返回公工聯才爭論。公工聯眾人返回工會後，就此事聲討雄哥，認為他為了一己私欲作出不智行為，公工聯不可能在這情況下退出支聯會，當前要團結一致聲討中共，他卻搞內鬨。雄哥認為民主與獨裁是大是大非的問題，這個問題若處理失當，如何在中華大地支援愛國民主運動？雄哥退出支聯會，公工聯另派3名代表進入支聯會。公工聯公開指責雄哥退出支聯會前沒有通知，是沒有盡道義責任的行為，對他退出感覺可惜，認為對民主派、支聯會打擊很大。雄哥退會事件令全港輿論射向公工聯，公工聯不能承受這般壓力，立即召開執委會處理這個問題。會前梁籌庭等商談好，有足夠票數拉雄哥下馬，計劃先讓他自己引退，如果他不辭職，才動議投票罷免。結果雄哥被罷免，另選蕭賢英出任主席職務，梁籌庭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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