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國慶酒會示威釀成衝突,警方以強硬手法打擊民眾,並陸續拘捕多名四五行動成員。民主派認為四五破壞他們與警方默契,也有評論指港人欠缺政治常識,對嚴苛法例和濫權情況無動於衷。
1989年11月,時事雜誌《百姓》專題探討國慶酒會衝突事件,形容這是5月香港多次遊行示威以來,警方在旺角騷亂後再度以強硬手法對付示威者,民主派與港人低調回應,反映香港政治文困局:
一直以來,「公安條例」和「警察條例」等職予執法者極大權力…這些條例若不檢討,無疑使人對九七後的人權問題更感憂慮。但令人詫異的,是以往關注這些問題的民主派,卻對這次警民衝擊事件保持低調,而民主派旗手李柱銘更指出警方做法恰當…民主派和香港市民對事件的反應,其實是反映了香港政治文化根本不能接納任何稍微「脫軌」的行為,這種溫和被動的政治參與,正是港人長期欠缺民主政治教育的結果… [1]
文章訪問法律學者陳弘毅,認為與西方社會相比,香港的《公安條例》和《警察條例》主要方便當局行政辦事,未有足夠機制保障公民權利。
《百姓》另一文章形容國慶酒會示威變大規模搜、警方逕自到電視台搜帶,公民社會山雨欲來,但就事件發聲都是小團體:
廿九晚三名四‧五成員和一名外籍青年被捕後,就只有四‧五行動和幾個較有關係的團體如新苗社、十月評論社、街坊工友服務處等有請願行動要求釋放被捕人士。直至十月二日,警方「棋差一著」到兩間電視台搜查錄影帶…傳媒組織、議員、學者、社團、報章社評等紛紛口誅筆伐…除了民協藉此事發表過這個聲明外,便差不多沒有其他民主流有任何行動…以往類似遊行活動受阻,民主派人士勢必加以炮轟,但這一次不獨沒有對四‧五行動有任何聲援,也極少就一些原則問題如遊行權利、警權是否過大、人權問題等作出討論。令人感到更奇怪的,是支聯會的表現,雖然四‧五日是支聯的成員,但由事件發生至截稿為止,支聯尚未就事件作出任何評論。 [2]
文章透露,支聯會常委過去對四五行動作風不以為然,在支聯會大會上成員看法亦各有分歧,有認為「唇亡齒寒」,有認為支聯會不應參與本土政治,也有認為四五行動是自食其果。文章又分析,支聯會保持緘默,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上層政治路線使然:
在六‧四以前,民主派在本地事務以至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都獲中、港兩方接納,民促會和民協等組織中人,不少都希望透過上層政治接觸參與本地事務,他們與港府也保持了良好關係。所以,民主派中人一向自詡與警方有默契,遊行時可以互不干預,而這次因遊行而產生的警民衝突,不少民主派中人便認為四‧五此舉破壞了與警方的良好關係,有些更認為,民主派本來是可以不知不覺間衝破某些法律的限制,但現在經過四,五一役,相信以後的限制會更加嚴厲…無疑,民主派的低調是受到當前巨大政治壓力的影響…但針對九‧廿九事件而言,顯然是涉及組織間恩怨的因素佔多。 [3]
《百姓》專訪民主派李柱銘,李不諱言四五行動破壞他們與警方共識,從法律角度看,雖然法例賦與警察過大權力,但警方確有權執法:
記:無論這次警方做法是否恰當,但此事產生的社會效果,就是會令人對日後的人權問題更感憂慮,而你所發表的言論文使人覺得你認同這次的做法,事實是否如此?
李:問題是我只是從法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身為大律師和法律界功能團體代表,應用法律角度向市民交待和說明情況。當然也可從政治角度看…例如我們是否因氣憤便可向新華社擲石?無論如何我們也要劃出界線,身為民主派領導階層,我們素來是堅持不可使用暴力的…李:民主派與警方一向已有理解,我們主辦的遊行彼此會互不干預,自己可維持秩序,不用警方負責。
記:是否四‧五已打破你們與警察的默契?
李:我想民主派一定會這樣想…李:我認為警察和廉政公署的權力應重新作詳細研究,現行條例賦予二者極權,雖然現時犬致上用得恰當,但九七後若用盡所有權力便十分「大件事」…面臨轉換政府不得不小心,獨立的國家已是如此,何況將來要交還的是極權的中國政府? [4]
《百姓》專題最後有文章分析香港政治文化困局的前世今生,形容自1970年代開始香港各種社會行動大都以守法為本,港人長期慣於小學生旅行式示威。直到主權移交在即,當局才急急推行一套不涉主權的非政治「公民教育」,往往排拒意識形態、擔心國際連繫。到了四五行動衝突事件,就變成不問原由只管守法的精神。[5]
此外,四五行動本身亦抱怨外間謠言不絕,令人覺得他們形象激進。他們曾發表聲明抗議支聯會常委張文光謠傳他們建議買軍火。聲明透露,買軍火課題是6月5日支聯會秘書處擴大會議上由主持李永達提出,四五代表只強調大會應企硬「打倒鄧李楊」方向,待確立方向才討論是否買軍火等問題。《四五行動評論》編者強調,組織一直受謠傳所困。
《亞洲週刊》(10月15日)形容四五行動有托派背景,北京認為是敵對組織,可能成為外國勢力介入香港的渠道,又引述分析家意見,指激進行為不受港人歡迎。
[1] 《百姓》第203期(1989年11月1日)10–11。
[2],[3] 《百姓》第203期(1989年11月1日)12–13。
[4] 《百姓》第203期(1989年11月1日)13–14。
[5] 《百姓》第203期(1989年11月1日)15–16。
[6] 《四五行動評論》(1989年11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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