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設計的政治性 — 技術物的政治性＆腳本銘刻：寫給推測設計師的STS使用手冊（二）
本文是《寫給推測設計師的STS使用手冊》中的第二篇，主要介紹STS中與設計實作息息相關的兩個概念：「技術物的政治性」與「腳本銘刻」，並用設計領域的觀點來交互討論。要先釐清的是，儘管在這篇文章中，事物的「設計」看起來充滿了設計師的陰謀論與政治操作，而使用者則總是為人擺佈。但下篇文章將接續本篇的脈絡，從關注「設計」轉為關注「使用」，從另一個面向來描寫使用者的能動性。
用STS看設計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簡略介紹了STS的源起與研究核心，並且在STS與推測設計中找到許多共通的思維：均對於樂觀的科技決定論有所懷疑，且同樣關注於科技與社會的互相形塑。透過孔恩與謝平對於科學知識的分析，我們得以看見所謂的「科學家」，並不單純是一台計算數據與理論的計算機械，同時更是在特定文化脈絡之下，身處於特定的科學社群之中的實作者群像。因此，科學永遠無法像它宣稱的那般與社會分割開來。
然而，儘管我們可以用STS的眼睛來指認出科學的「不純粹」之處，這並不代表我們 — 作為批判設計師或推測設計師 — 就該採以陰謀論的觀點來批判科學與科技的政治因素。首先，這樣的批判角度可能只是將原先「科學決定社會」的觀點給逆轉過來，成了「社會決定科技」的句式，卻仍舊延續了科學與社會的二分邏輯。再者，在以STS之眼來看見科學如何與社會交纏之前，我們可曾反身地思考過，「設計」本身又是如何與社會和政治產生關係的嗎？
有別於前期STS聚焦於科學界中知識生產的社會性，80年代的STS研究者開始將焦點轉向社會生活中的科技。「技術物有政治性嗎？（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即是連敦．溫納（Longdon Winner）在這樣的脈絡之下，對生活中種種的技術與人造物所提出的質疑。而這篇文章，我認為也直指了設計師在社會與科技中所必須思考的政治責任。
咦，技術物有政治性嗎？
直覺而言，探討物件的政治性似乎是一件既荒謬又不負責任的事情。在一般的常識中，技術與物件往往被視作是中立的、被動的、沒有意圖的。當一場槍殺案發生，我們會將持槍者關進監獄，而不是關起槍枝；當核電廠故障，我們會指責電廠員工、設施建商或政府官員的過失，而非指責核電廠本身。無論在文化或法律上，事物通常都不會是我們「課責」的對象，因為我們相信唯有人類擁有自由意志，得以做出行動與選擇，也才因此需要背負責任。
然而，在溫納的論述中，並沒有要將技術與物件這些非人之物推上與人一樣的高度，也沒有要主張事物與人一樣是課責的對象。他所質疑的是：「即便技術沒有意圖也無法負責，但技術仍舊在各種層面上影響著人的選擇與社會的樣貌。」換言之，技術與技術物雖然不是負起政治責任的對象，但仍舊有著不容忽視的政治影響性。
技術物外在的政治性
那麼技術物是如何產生政治性的呢？首先，先不論技術物「本身」有無政治性，技術物的「設計」與「安排」，往往就是政治意圖的媒介與管道。
在《技術物有政治性嗎？》一文中，在紐約的長島高架橋就是一個透過設計來實踐意圖的案例。乍看之下，由建築師摩西斯（Robert Moses）所設計的這數座高架橋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僅僅只是比一般的高架橋低了一些，留了約三公尺的高度來讓車子從下方通過。但透過這樣的設計選擇，摩西斯其實阻擋了四公尺高的大眾巴士穿過，從而降低了中低階層的窮人與黑人的移動可能，確保這群高架橋所在的公園大道與海濱區域，能繼續為那些擁有自家車的中上階層白人所使用。
以技術物的設計或安排，來實踐特定政治意圖的這種套路，其實一直都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比方説公共空間的長椅設計。在公園、車站等等公共空間的長椅，儘管造型與材質可能各自不同，但大多都支持著一個看似有些矛盾的意圖：「別讓人坐得太舒服。」過短或傾斜的椅面、不讓人平躺的扶手或突起物，都是在此意圖之下的精巧設計。而這些「勉強能坐但不能躺，勉強能休息卻沒得睡」的街道傢俱，就是城市規劃者與政府管理街頭流浪者的手段之一，以「防禦性設計」來確保市容整潔與市民安全，在貫徹「大義」的同時壓縮了街友的生活空間。
從這些案例看來，技術物其實不只是一種「中立的功能提供者」，同時也是政治意圖的媒介，在服務某些人的同時排擠其他人，在放大某些面向的同時掩蓋了其他面向。
技術物本身的政治性
但這僅討論到了技術物在特定配置之下所產生的政治性，像是作為工具一般被利用於某些政治意圖之中。溫納在文中進一步追問：那麼，技術物有沒有源自於本身的政治性呢？倘若沒有人的意圖被施加在技術物之中，技術物是否還是會對社會造成特定的政治性影響呢？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選擇了某種技術，也就選擇了某種生活方式。」對於在工廠生產線中工作的操作員來說，他/她就必須要去配合工業化生產技術的分工特質，從事單一而重複的工作。另一方面，生產線上的機械與人共同構成了一台更大的機器，為了保持這台機器可以流暢的運作下去，無論是機械零件還是操作員都必須被適當地監督，從而發展出階層分明的嚴謹管理制度。同樣地，在數位電子化的工作場域中，電子郵件與通訊信息跨越了過去的公私界線，工作者也就必須以更靈活的姿態來過生活。
換句話說，一項技術之所以可能，不僅是靠天時地利，往往也得「人合」才行。當我們選擇了某種技術進入到生活中，無論是個人的生活方式，還是整個社會的結構系統，多少都會為了與之配合而有所改變。
不是社會決定科技，也不是科技決定社會
從這兩個層面來看，其實正好說明了科技與社會的雙向關係。一方面來說，科技可以為人的政治意圖所用，透過特定的設計與配置來對社會造成影響；另一方面，當特定的技術被引介到生活中，人與社會也勢必做出一定的迎合與調整。
當通訊平台被引進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時，我們可能基於自身的意圖 — 想增加更多與他人的聯繫 — 而下載了它們；而當「擁有一個Line/Facebook帳號」成為了社會中所有人的義務時，這項技術物便反過來對人的生活產生影響，重新定義了朋友之間應當如何往來（互讚互粉或已讀不回），也重新定義了工作場域與下班時間（當Line群組成為24hr的虛擬辦公室）。
這種科技與社會的雙向關係往往是共伴著發生的。既非天真的科技進步論者所認為的「科技推動了所有的發展」，也不是凡事都帶著政治眼鏡的社會建構論者所說的「社會建構了一切，包括科技」。如同文章最前面所說，STS並不是要「用社會來解釋科技」，而是要重新審視科技與社會的二分觀點，關注科技與社會之間豐富的互相建構關係。
設計的政治性：被銘刻的腳本
在課堂中上到溫納的這篇文章時，自己作為一位設計科系的學生，聽來實在是砲聲隆隆、遍體鱗傷。畢竟設計出這些技術物的，就是我們設計師呀。我們可以去設計一座排擠窮人的高架橋、一張排擠街友的長椅，也參與了制約人類生活的工廠設計，若不是設計師該下地獄，那是誰該下地獄呢。但在舉刀切腹之前，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必要進一步來討論「設計的政治性」，才能了解設計該如何在科技與社會之中找到自己該站的位子。
若要說設計師完全沒有意識到設計中有其政治性，那絕對是不夠公允的。相反地，我認為設計師已經在無形之中將自己訓練成了專業的「政治設計」者。在技術物的政治性中，「政治性」其實就像是一種引導，引導人如何與該物件互動，也引導社會如何接納其存在。這種「引導」可以被設計得很張揚，如同在施工場所擺上「禁止通行」的柵欄，擺明了不讓行人從此處通過；也可以如公園的長椅一般，加上不舒服的間格扶手，在使用經驗的層次上默默趕走那些想要長期休息的使用者。
這些在設計中的「引導」與「排除」，其實就是對設計師來說再熟悉不過的問題：「使用者應該如何使用這個東西」，而這些「應該如何使用」的訊息往往不是直接寫在物件之上或是使用說明書裡，而是透過設計師精巧的手藝，「銘刻」在看不見的「腳本（script）」之中，讓物件引導使用者依腳本行事。
Step1：腳本的「安排」
首先，STS學者 Madeleine Akrich 所稱的這個「腳本」的安排，也可以對應到設計實務上常用的幾個設計方法。要安排一個設計物的腳本，首先要設定好這個腳本是寫給哪位角色，這其實就是在設計中必須先確立下來的「使用者」。為了將使用者的形象描繪出來，設計師會將使用者的年齡階層、生活型態、社會族群等等資訊概括成「人物誌（persona）」，以利後續的設計討論中能圍繞著一個具體的使用者形象；在設計過程中，我們也會透過「顧客體驗旅程（customer journey map）」來釐清使用者與設計物從頭到尾的互動環節，並且以「故事板（storybroad）」的連環情境圖來演繹「理想的」設計物使用情境。
在這些對於設計物「腳本」的安排中，設計者同時也做出了一連串的選擇，選擇誰是合適的使用者，選擇適當的使用方式，選擇理想的使用情境。如同溫納與柯林斯所指出的，這一連串的選擇，不只是功能性的，同時也是政治性的；不只是選擇了什麼，同時也排除了什麼。
設計必然伴隨選擇，而明確、明智地做出選擇也往往是讓設計能夠真正達成成效的關鍵，畢竟一件為了滿足所有人而開發的商品可能誰都不會買單。然而，事物的「腳本」也在這些選擇中成形，基於設計者的價值觀與對社會的理解，在腳本中安排出「誰是使用者（而誰不是）」、「該如何使用（而不該怎麼用）」。
Step2：腳本的「銘刻」
在安排好腳本之後，設計者必須還得把腳本「銘刻」在設計中，讓使用者得以成功認知到腳本，順利地完成與設計物的互動。一個物件的材質、造型、質地、重量、顏色、擺放位置、互動特性，全部都是設計師們習以為常的操作面向。
舉例來說，一個滑鼠的凹凸造型就暗示了手掌該如何貼合、手指該如何點擊；一個咖啡杯的小握把，可能就使得使用者必須小心翼翼地「掐」起杯子，在引導中做出優雅的互動；一張塑膠材質的輕質椅子，可能就比其他材質的椅子還要更「歡迎」被任意移動，或被擺放在戶外環境中；一個要從上方壓緊才可以轉開的藥罐，就透過了複雜的操作方式來排除兒童，藉此降低誤食藥物的危險。或者像下面這張照片中，透過壓克力罩子的開口設計，公務單位也試圖以（近乎強迫）的方式要使用者做出符合腳本的行動，按下「非常滿意」或「滿意」的按鈕。
在以上的這些例子中，儘管手法有高有低，設計者都透過各種方式將預設的使用腳本銘刻進設計中。用設計學者唐．諾曼（Don Norman）的觀點來看，這就是關於事物「示能性」的設計面向，也就是如何「將事物的功能展現出來」給使用者。諾曼挪用了生態心理學大師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的「affordance（常翻做「承擔特質」，但仍有爭議）」，認為示能性的關鍵就在於讓事物的affordance能被使用者所接收，讓使用者不會感到困惑或是受到誤導，得以流暢地與設計物互動。（註1）
設計師善於銘刻腳本，卻鮮少反思腳本本身的政治性
在介紹完《技術物有政治性嗎？》之後，我們又用設計領域的觀點重新理解了一次「設計的政治性」。由「腳本」的安排與銘刻來看，我們不難察覺到設計領域中其實早已熟練於腳本的銘刻，透過材質、造型等等面向，引導使用者該如何去與設計物互動。
然而在另一方面，設計師並不習慣反思自己正在設計中所銘刻的這份「腳本」，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與政治性。因此，在不良的人行道規劃中，設計師所設想的腳本並沒有顧及身障者族群的角色，從而這座人行道恰如其分地排除了這些「不被視為使用者的使用者」。在這樣子的故事中，設計師往往不是什麼邪惡至極的陰謀家，只是沒有意識到在選擇中所伴隨的「排除」，沒有去質疑在設計中被當作理所當然的「預設（default）」，而造成了雖然無心但仍舊巨大的傷害。
這並不該僅僅怪罪於單一的設計者個體，因為設計者終究是設計文化中的一員，也是被鑲嵌在巨大產業鏈中的一員。從設計方法的角度來看，現在已經有像是「參與式設計」、「通用設計」等等觀點被提出，試圖打破單一扁平的使用者想像，在使用者之外連帶思考更廣泛的關係人（stakeholder）；同樣地，諾曼所挪用的affordance觀點也曾遭受抨擊，批評者提出：「affordance並不是在『物件之中』的性質，而是湧現於『物件與人的關係之中』（註2）」。換言之，同樣的物件在不同的人面前、在不同的情境脈絡中，其互動的可能性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設計者不能只想著設計單一物件的「示能性」，也必須要思考它所在的情境與人。而以上這些觀點都有助於擴展設計者的思考，用更全觀的方式去構思設計物的腳本，讓更多人得以在腳本中找到自己的位子。
以批判設計看見「隱形的政治性」
回到批判設計與推測設計的角度，我認為「技術物的政治性」與「銘刻腳本」的概念其實也帶來了一些新的思考方向。首先，如同溫納透過書寫將原先不可見的排除與政治性變得可見，設計者也可以透過設計行動來凸顯出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見的排除。
Sarah Ross 的《Archisuit》即是一套令公共空間中的排除「現形」的服裝。穿戴者的背上裝備著一塊塊巨大畸形的藍色泡棉，藉此克服在街道長椅上的各種尖刺或扶手，讓穿戴者重新獲得平躺休息的權利。在戰勝公共空間的排擠的同時，這套服裝也透過一場誇張的街道表演，演繹出「想在一張長椅上躺平竟是這麼困難」，間接指出這些「防禦性設計」的荒謬存在。
以推測設計演繹「可能性的腳本」
另一方面，Akrich 所提出的「腳本銘刻」觀點，其實也與推測設計中所稱的「敘事物件（Diegetic Prototype）」旨趣相似。在產品設計中，設計者之所以銘刻腳本在設計物中，是為了引導使用者該如何與設計物互動，讓一個咖啡杯在被使用者看見的時候，就已經能在使用者腦海中出現了拿起咖啡杯的畫面。光是咖啡杯的材質與造型就可能傳遞出了它應該在什麼場合被使用（塑膠材質暗示用在臨時的戶外聚會，而骨瓷則應該被用在裝潢講究的居家下午茶中）、應該如何被拿起（寬大的把手應該被豪邁地把持，而窄小的把手應該被優雅的捏起）。換言之，設計的「腳本銘刻」，可以說是一種「訊息與想像力的銘刻」，讓人在與物件的互動中，甚至在拿起它之前，就能夠心領神會到這個物件所相對應的使用方式，以及在物件背後的生活脈絡。
這種設計中的腳本銘刻，正是推測設計中「以物件說故事」的關鍵，只是銘刻的對象從一個真實存在的咖啡杯，變成一個尚未存在的幻想物件。而無論是真實的產品還是設幻的作品，都是透過銘刻其中的「腳本」來向觀者傳遞出關於這個物件的故事與背景。透過作品的材質、造型、文化符碼、情境照片/影片，或者是實際的互動體驗，推測設計師其實也將龐大敘事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銘刻進作品之中，藉此邀請觀者去想像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設計作為科技與社會之間的中介
無論設計的取徑如何，在這一連串的討論當中，我們都能認識到「設計是與技術和社會緊密連結在一起的」。一方面來說，設計透過對技術物的配置來產生政治性。如同設計師常常自言的：「設計讓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們都在設計中投入了自己對於「更好」的價值判斷，並藉由設計來產生政治性的影響力，或推或拉地引導著人們的生活。然而基於不同價值觀之下的「更好」，我們就可能會蓋出一座強化階級隔閡的高架橋，或是鋪出一條更多元共榮的人行道，用數以千計的技術物中介著不同的政治意圖。
另一方面，科技也推動著「社會如何被設計」。如同前面所說的，「選擇一項科技，就選擇了一種生活方式」。在科技的擴散過程中，設計也扮演著推銷與說服的角色。如同在許多科技產品的形象廣告中，設計都為該科技塑造了一種新的生活想像與承諾，讓我們相信社群平台將使我們與彼此更緊密，相信一台油電混合的房車可以為我們的家庭與地球變得更加永續。這些想像一個接著一個被設計師銘刻進設計的腳本之中，或許被接受，有些被推翻；有些成為生活的助力，有些卻成為生活的壓力。無論如何，設計都中介著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
寫著寫著，現在回頭看看「科技塑造社會，社會塑造科技」這句在 STS 中常說的話，「設計」似乎就可以作為在這兩個名詞之間的動詞。一端牽起社會，一端繫起科技，設計便在其中傳遞著影響。又或者說，「科技」與「社會」終究都是龐大得難以觸摸的抽象概念。而「設計」，正是在這互相推擠又白熱交融的板塊之間所切出的斷面取樣，如熔岩般傳遞著板塊之間的能量，也如石芯般凝鍊了兩者交融的痕跡。
註1：諾曼如何理解「affordance」：諾曼曾多次舉過門把設計的例子（這裡有介紹影片），若一個該「推」的門上有著一個握把式的門把，那麼這扇門關於「被推開」的affordance就沒有被適當的展示出來，因為握把式的門把反而有可能讓使用者想去「拉」門。反之，若拿掉門上的握把，改裝上一片平坦的金屬板，那麼「被推開」的affordance就較為適當地被傳遞出來了。
註2： Leonardo Burlamaqui 與 Andy Dong 在《The Use and Misuse of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一文中曾抨擊過諾曼式的affordance詮釋。他們認為Gibson所提的affordance並非內在於物，而是湧現於物與人之間的。（…affordances emerge in perception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se elements; they are not ‘ in’ any of these elements per se…）
參考文獻
- Akrich, Madeleine (1992). The De-Scrip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In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edited by John Law and Wiebe Bijk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p. 205–224.
- Burlamaqui, L., & Dong, A. (2015). The use and misuse of the concept of affordance. In Design Computing and Cognition’14(pp. 295–311). Springer, Cham.
- Winner, L. (1980).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121–136. ISO 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