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選擇」，「自決」更顯民主真義
跨海專訪社會學家、日本Shure民主大學創辦人 朝倉景樹
編者註
當世界的高教創新嘗試以「建構未來競爭力」「迎接Ai 時代來臨」等論述導向去設計教育體制時，背後是否有些隱而不見的問題？（延伸閱讀：實驗教育，「再實驗」！——大專以上實驗教育國際想像計畫）
我們接下來將發表日本「Shure University」系列專題文章，試著探討：日本的民主大學、不登校現象、民主教育聯盟和日本的另類教育史。
此篇為系列文的首部曲，特別專訪到日本Shure 民主大學創辦人暨社會學家 朝倉景樹，讓我們一起看看他的教育觀點，和主流的高教創新觀點有何不同。（關於Shure 的中文介紹：http://shureuniv.org/abou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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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理應是自由開拓思想與實踐的殿堂。但在多數大學，學生能學什麼、該學什麼仍由學校或教授決定。」朝倉景樹說。
他是影響亞洲設計界深厚的已故教授朝倉直巳之子。是社會學家，專攻民主教育、「不登校」現象，亦是東京Shure 大學實質負責人。但，不論網路或名片上，他只自稱大學「職員」。
「職員」稱謂，體現Shure大學精神：老師不是學習裁定者，而是人生引路人。「探問『我』為何物」與「創作自己的人生路」是學校的核心。師生共同治校，定期開會討論學校設施、課程、預算等營運事項，共同落實決議。教師引導學生尋找、探討關心的事物，實驗如何讓核心關懷成為養活自己的專業。
舉例而言，「『我的人生，我創作』課」藉藝術或文學梳理「低人一等」或「偏離常軌」的自我否定感，「『人生多樣性』研究會」研究不同生活模式的形成背景與可能性。學生可以在校創業，畢業後「替自己」工作。不過，「畢業」也由學生設的目標是否達成而定。
這所大學隸屬日本最大「民主教育」組織 — — 社團法人Tokyo Shure。其旗下除了大學，還有小學、中學、體制外教育顧問服務與出版社。大學自1999年成立，雖因法令限制還無法頒發文憑，卻已有西班牙、以色列等大學來見習民主轉型的可能。2015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更到訪Tokyo Shure其中一所完全中小學（六～二十歲），公開宣佈：應當讓孩子知道，即便不想去學校，依然能懷抱夢想。學習與生活可能性非常多。
「民主教育」讓學生為自己做主、參與公共事務、主動解決問題，目的是透視「小我」的自我疆界，意識並擔起公民責任。他們認為，民主素養形成於民主環境和文化。
第一屆亞太民主教育論壇（Asia-Pacific Democratic Education Conference，APDEC）在台灣舉辦，顯示國際對台灣民主與民主教育的認可。但論資歷，2000年Tokyo Shure就在日本承辦第八屆國際民主教育論壇（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Education Conference，IDEC）。朝倉指出，日本民主教育發跡甚至可追溯至1920年代。
若民主教育早已起步多時，何故日本仍被認定為亞洲「高壓應試教育」的典型？日本教改的背景與經歷有何值得台灣與世界借鏡？以下是我與朝倉對談的摘要：
朝倉：
1920年代，就有人認為當時全面實施，強調服從、背誦、統一思想習性的義務教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溫床。於是，歐洲的瑪莉雅・蒙特梭利、Ａ・Ｓ・尼爾等人著手出版、創校（後者為夏山學校創辦人），致力於他們心中有益人類福祉的教育。日本民間也因大正民主時期的自由，展開教育改革。日本史上最暢銷、譯成數十國語言的經典《窗邊的小荳荳（原作：窓際のトットちゃん）》描寫的「友恵学園（トモエ学園）」，就是當時成立的自由學校（フリースクール，音譯自Free School）之一。其作者黒川徹子、主演黑澤明《七武士》等經典電影的津島恵子、發現Ｙ粒子的物理學家山内泰二等重要人物，都是自由學校畢業生。
這波運動雖曾因二戰中斷，但戰後日本人對世界和平的渴望，使許多人持續為世界和平推動民主教育。
真正改寫日本教育的，不是「熱戰」，而是「冷戰」。1950年代後期，美國為防堵共產勢力，對日本施壓。政府為轉移人民對政治的激情，宣布「全民拚經濟」。因應經濟目標，教育中央集權。因地因時制宜的「教育自治權」隨強制性國定課綱實施走入歷史，強調「效率」「績效」的升學主義與填鴨式教育也成為國民記憶。
楊：
東亞教育往往被貼上「高壓」「高競爭」「文憑至上」的標籤。常聽華人將此歸咎於我們落後西方的文化，許多西方人也就信了。您怎麼看？
朝倉：
英國社會學家羅納德・多爾（Ronald Dore）1976年經典著作《文憑病（暫譯自：The Diploma Disease）》詮釋地很好：求職者供過於求，雇主互相競爭「頂尖人才」，往往加重職業學歷要求。於是，越來越多人不再為「學習」而「求學」，所學也往往與職業無關。
他認為，這樣「勉強求學（reluctant schooling）」的代價很高。勝利組一路以「服從權威」作為競爭指標，難成為創新、負責的領導者。其餘多數往往被犧牲。機會不但先被勝利組拿走，「基礎教育」也成了「預備教育」，進不了大學的，只能當「陪讀生」。
這全球皆然，只是越晚現代化的社會越嚴重。作為世界標竿，西方人能在實作或實驗中學習，其他國家則須短時間讀非常多書，才能追上。
楊：
您曾說，「不登校」的出現與教育中央集權有關。能否請您解釋「不登校」是什麼？為何發生？跟逃學、輟學有何不同？
朝倉：
社會學大師塗爾幹說：社會秩序越壓迫，「脫序」現象越嚴重。
新教育方針不只對學生困難，老師也很吃力。往往看學生得服從、耐心聽講，又得有毅力跟方法短時間背誦大量資訊。但老師不只頭腦得裝更多資訊，還要「管教」「馴服」活力正處顛峰的學生，不也很困難嗎？
隨學校普遍採納管理、矯正本位主義，上學壓力逐漸變大，「放牛吃草」、霸凌、暴力、犯罪日益嚴重。教師權威至上，體罰普遍，甚至發生「體罰死」。自殺風氣蔓延。
「不登校」是這脈絡的產物。雖然都「不去上學」，但不登校與逃學或輟學其實很不同。
輟學生通常跟朋友群聚，上卡拉ＯＫ、飆車等等。他們不太會頭痛、肚子痛。不登校相反，通常是個體行為。而且心想：大家都去學校，我卻去不了，不是好學生。輟學生可能也自認「壞學生」，只是「沒差了」：「唉呀…今天沒啥精神，算了。反正我爽去就去。」
楊：
我知道不登校只是「人不在學校（nonattendance to school）」，不是「拒絕上學」。日本二三十年前便不再稱之「登校拒否（School Refusal，中譯：拒學）」，不再認定是疾病。
朝倉：
疾病不能亂判。若孩子進入開放空間、接觸學校相關元素就感到恐懼，或許要評估生病的可能。但多數不登校不會這樣。他們不怕學校或人本身，只是往往自我否定感較強。一旦被接納，通常就變得與其他孩子無異。此外，有些不登校覺得不上學沒關係，「不受教育」才是問題。但不上學，如何受教育？是許多不登校的焦慮。
政府多年以「回學校為前提」矯正孩子，卻使症狀惡化、甚至自殺，讓社會意識到：病的恐怕是教育。於是，1980年以降，改革崛起。有人推動修法，使教育逐漸「寬鬆」，許多人也紛紛重建「フリースクール（音譯自：Free School，指自由學校）」。
事實上，不登校往往是找不到「居場所（いばしょ）」。所謂居場所，即是身心得以安心、安定，充分感受自我存在與歸屬感的地方。因此，多數自由學校除了以「学園」「塾」等名稱避免帶有強制意味或陰影的「学校」一詞，並揭明教育方針、原理將不同於「学校」，讓孩子在「居場所」自由成長。
楊：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前日本教育社會學會與教育學會會長藤田秀典說：「共生」與「選擇」是民主基石，學校是民主社會「牽引車」。但人們若濫用選擇，爭相卡位「好學區」，將使原學區面臨廢併校，「好學校」也因一位難求惡性競爭。競爭抬高「好學校」身價，吸引更多家庭。由是，競爭激化使教育變質，城鄉教育落差也隨之極化……然而，教育選擇權始終是全球另類教育、民主教育的立命根本。您如何看待這兩難？
朝倉：
對於民主，我認為「自決（self-determination）」比「選擇（choice）」更根本。「選擇」往往蘊含「挑選既有選項」，但「自決」則有「主動思考、建構」的含義。
楊：
不過，藤田也說：學校不只傳授知識，更是地方民主的重要「公領域」。同學關係牽起學生家長間的連結，學校也扮演議論社區、社會事務，形成共識、自決前途的重要場域。一但引入市場機制，使教育成為商品，家長成為消費者，家長便不再需要參與校務。只要留下「服務差」的評價，即可換學校「消費」……
朝倉：
「理論」上，藤田說得有道理，但「現實」恐怕有落差。我比較喜歡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去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1971年）》的概念：教育從來不只發生在學校，人也一輩子都是學生。我們不應一直圍繞學校思考。圖書館、戲院、博物館，甚至工廠都是社區營造與終生學習的基地。
許多人不想要既有教育，卻不夠清楚真正要什麼。民主教育很理想，但無須拘泥於學校形式。重點是，人需要有隨時思考「我是誰？」「該如何理解世界？」的權利，也擔起自決的責任。
曾做過一個研究，觀察每天穿西裝到公園待一整天的退休老人。他們本是頂尖企業高薪員工，滿足了所有外人期待：認真讀書，考進頂尖大學公司，認真工作賺錢，買好衣好車好房，娶妻生子，送孩子去最好的學校補習班……什麼都做了。總算退休，卻仍天天到公司附近公園報到。翻翻財經雜誌，偶爾抬頭看看公司大樓光輝，「下班」才回家。原來，是不知如何跟家人相處，不知上班以外想怎麼活。過去，太少思考什麼對自己重要，更別說好好陪家人了。
如果一直忙著沒思考「什麼對我重要」「我想做什麼」「什麼讓我幸福」，數不盡的選擇容易讓人茫然，金錢洪流也讓人迷失。以為自己什麼都有了，實際上不但沒有「免於干涉」的「消極自由」，更失去「成為自己」的「積極自由」。
即便不能馬上想清楚所以然，也須時刻反思。這就是民主教育的核心吧。
楊：
據您研究，東亞民主教育是否有別於西方民主教育的特質呢？或，東亞文化與價值，能為世界民主及民主教育帶來什麼貢獻？
朝倉：
我認為，相對於西方，我們更重視和諧與相互尊重。
楊：
換句話說，西方比較重視每個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我們比較在意共生嗎？
朝倉：
是的。
小百科
一、日本體制外學校概況
日本由於尚無保障體制外教育（不完全遵循國家課綱與相關政策的教育團體）的相關法令，除非成為私立學校，體制外學校本身無法獲得政府經費支援與學籍認可。若要升學，學生須自行掛設學籍於正式學校。
以下是2015年文部科學省針對全國474所體制外教育團體進行的問卷調查重點摘要。這份問卷共收到319件回覆，回收率67%。
資料出處
https://www.mext.go.jp/a_menu/shotou/tyousa/__icsFiles/afieldfile/2015/08/05/1360614_02.pdf
二、不登校是什麼？
不登校最早被稱為「學校恐怖症」，引用自西方「School Phobia（中譯：學校恐懼症）」一詞，一般指因分離焦慮無法離家上學的病症。然而，隨著學者發現並非所有長期缺席的學生都有上述問題，他們改用西方「School Refusal（中譯：拒學症）」概念，稱之「登校拒否」，泛指因家長過度保護／干預、家庭環境惡劣，使學生產生性格問題而拒絕上學的病症，採取矯正本位，輔導返校。
然而，「矯正」手段下，許多學生症狀惡化，被送往少年輔院院或精神病院。1991更發生震動全國的「風之子學園事件」：一位學生因為被懷疑偷錢，遭班導師毆打，從此常遭警方盤查、校長傳話。不久，因為實在不想再到學校，被介紹轉入專門矯正「不良少年、登校拒否與情緒障礙」的風之子學園。然而，學園內虐待頻頻。一入校，這位學生就被以「內觀指導」為由，幽閉於沒有窗戶與通風設備的貨櫃內十一天，期間只能吃粥喝醋果腹。隨後又曾因擅自打電話回家或逃學被監禁。入學三個月後，他與另一位學生由於被老師懷疑偷抽煙，再度關進貨櫃。兩天後，兩人被發現銬著手銬熱衰竭身亡。
「矯正登校拒否」的類似案例在日本頻發，促使民間人士開始推動教改，成立自由學校，學者亦呼籲政府改變。直至1992年，文部科學省正式公告，提及「（前略）……真正接觸這些孩子，才發現很多其實與常人無異，看不出內在有何問題」，並逐漸改稱「登校拒否」為中性的「不登校」。台灣中央社便曾將不登校譯作「學校外孩童」，避免沿用「拒學症」的誤譯（註）。2016年，文部科學省更正式行文至全國學校與教育機構（註），重申「支援不登校兒童並非以『輔導返校』為目標，而是基於孩子的主體性與發展方向，助其於社會自立。」
根據字義，「不登校」本指「不到校的狀態」。文部科學省定義進而定義不登校是「排除疾病與經濟因素，每年超過三十天因任何心理、情緒、身體，或社會因素、社會背景不到校或無法到校的學生」。自1997年起，文部科學省認為不登校至少有六大因素與種類：
一、受學校生活影響，師生、同儕關係不佳或受挫（如霸凌、排擠等）
二、玩樂或參與不良行為（雖與一般不登校的形象不同，但統計而言逃學仍歸屬不登校範疇）
三、做什麼都沒有動力
四、不安等情緒混亂使身心狀況不佳
五、看不到上學的意義，有意識地不上學，從事其他活動
六、綜合
對此歸類法，許多教育人士與學者並不滿意。Tokyo Shure 創辦人奧地圭子曾說「每一百位不登校，就有一百種不同的原因」。futoko-support.com 亦指出，這樣的分類過於表淺，呼籲政府與學校，若不更切身了解不登校的真實狀態，無法解決問題。
文部科學省統計，1970年不到一萬位國中生是不登校。2015年每三十六名國中生就有一位不登校，全國共96,786位。
參考資料：
http://freeschoolnetwork.jp/archive
http://www.mext.go.jp/component/b_menu/other/__icsFiles/afieldfile/2016/01/18/1365622_1_1.pdf
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9/02/__icsFiles/afieldfile/2017/02/28/1382696_002_1.pdf
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9/02/__icsFiles/afieldfile/2017/02/28/1382696_001_1.pdf
補充資料
活動推薦
2020年01月16日「重新想像，實驗高教」 — — 大專以上實驗教育國際想像會，活動報名連結：http://accu.ps/OlIqn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