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時候，我們處理的案件不一定符合最初的想像：無辜卻求助無門的「善良」老百姓。更多的是自白模稜兩可、試圖鑽法律漏洞、或是本身不是那麼「乾淨」，涉及在複雜案件中，卻聲稱案件中的某環節是無辜的人。

「三十年了，我還在等一個清白。」三十年是什麼概念？當蘇炳坤被帶到青草湖派出所刑求時，劉佩瑋、任君逸律師才剛學會走路；現在兩人坐在蘇炳坤身旁，為他的清白奮鬥。

那是一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動盪不安、人心惶惶，政府需要以高定罪率來營造社會安全感，達到安撫人心的目的，而刑求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但這樣的安全感是假象，甚至更危險，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社會安全感的祭品。蘇案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台灣司法史上唯一從過去三十年來不斷呼求清白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