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有很多倫理問題,對誰揭不揭露什麼都需要經過考量,但大部分的人當然不會看見社運進行組織的一面,於是常常有口難開,做很多事情是希望社會、社會的討論往前進一步,但面對無法理解運動和內部倫理問題的大多數人的時候,反而會讓這些問題變成對自我的消耗。
昨天在日本研究水俁病反公害抗爭的老師來訪,張文賓用日文介紹了自己的故事,從在嘉義出生、小學畢業後到家裡附近的料亭當學徒,講到了二戰時嘉義遭到嚴重的空襲轟炸,以及戰後料亭老闆娘(他的「日本阿嬤」)被遣送回去日本的鳥取縣,並且曾互相通信。
回想起來還是會憤怒,324那天早上我是在學校的宿舍裡醒來,前一天回中正辦了件現在已經想不起來的事情,想著隔天再回到立院,看直播到一點多吧,隔天七點醒來,拿起手機打開臉書,全是暴力驅離的訊息、有人頭破血流的照片。那個時候我還打給我媽在那邊哭,說我不懂國家為什麼這樣對待手無寸鐵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