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公眾良知與建制派的邪惡抗爭

摩星嶺
Mount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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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in readJun 24, 2019

良知及存在的基礎

在上一篇文章中(良知的神經生物學基礎),我們知道良知是生物的演化基礎,是個體依賴的群體的社會道德的內化。簡單地說,每個人的良知除了先天性的生物演化所帶來的之外(如親情、感恩等),更多的是依靠其所屬的群體所具備的共同的社會道德規範內化而成。也就是具有公共道德規範的社會下的個體會具有其群體所屬的共同規範特性。只有這樣的具有共同道德規範/價值觀/良知的社會,才能夠凝聚個體的力量,推動社會向前良性發展,展現出一個具有普適的共同價值觀的和諧社會,也才能夠從根基上杜絕「惡」的滋生與蔓延。

良知的形成源於個體「情感(feeling)」推動之下的一個「判斷(judegement)」,從而形成分辨「是」與「非」的能力。而這個判斷,來源於個體的自由思考(free thinking), 是個體「我」與「自我」的反複對話,最終固化為內在的良知,進而表現為符合群體的價值觀與行為規範。可見,思考在良知的形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思考來源於自由的意志(free will),只有在思考自由的社會,才能夠形成共通的公共認可的良知與社會規範,也才能夠形成良好的社會次序及氛圍。

香港至少到目前為此,個人的思考還是有自由的保障,除非個體選擇不思考。政治性的言論等也有充分的自由保障,不會因言而獲罪。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香港的公共道德及社會次序依然處於全球優等生的行列。我們也能夠看到,當社會出現違背共同道德規範(從而違背個人良知)的行為、事件發生時,會受到整個社會多數的反對。香港的群體性行為為世界所驚歎,就在於這個共同的道德、良知規範的作用。

香港的這種高度成熟的自治、自控的社會特點,帶來政府管制的方便性,同時也帶來巨大挑戰。香港的SAR政府非民眾普遍授權而形成,在大多數不涉及挑戰基本社會共同底線的管制,在推行時不會有什麼困難,相反,則會面臨巨大的障礙。這方面,SAR政府這麼多年來應該深有體會。哪怕幾個「大白象」工程雖有反對之聲,但也最終能夠推行,然而,當面臨類似23條立法、逃犯條例等這類嚴重削弱「一國兩制」根基的政策推行時,沒有民主權利的香港人,會凝聚在共同群體良知的基礎上,誓死抗爭、守衛共同的價值。可憐的特區政府始終不明白這一點,總以為有保皇建制的保駕,一切都會順利。

很明顯,極權的社會不可能存在公共的道德及社會良知。極權的社會不管貧窮還是高度發達,均不可能存在「自由的意志」,也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思考。在這樣的社會中,存在的只有「快樂機器人」群體,這是一個無思、受控的群體。這種現象是社會體制造成的,在這樣的體制中,思考會是一種帶來犯罪的危險行為。因為在自由意志之下的人,自由的思考,總會首先涉及到人的自由的根本問題,而這卻是會威脅極權統治的根本基礎。因此,這種社會下的一切,包括生存的權利、財產的權利、社會福利、政治權利等,都是是統治階層施予的。什麼時候有、誰可擁有什麼權利、擁有多少等,均不可能自主。因此,這樣的社會不可能形成公共的道德規範,更不會有共同的良知,只有自私及冷漠。明白這樣的一個道理後,我們再觀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那麼出現層出不窮的社會不公的現象,極度冷漠的群眾等,就不會覺得奇怪了。在一個只能夠顧及自身生存的社會環境之下,去考慮公共的社會道德要求,是一件無意義的事情,而且也是「危險」的行為。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形成共同良知標識的群體,也更符合統治的穩定要求,而這些人也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進一步放棄政治及個人的自由權利。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自封閉循環系統,剝奪了私有制是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舉」!

香港形成的公共良知/道德規範,也有自身的特點。香港不屬於一個完備的「自由民主」社會,通常情況下有自由的地方一定會有民主,然而香港卻是一個獨特的例外。但其良好的法制基礎及高素質的公民意識決定了香港依然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社會存在。雖然沒有民主,但也非獨裁或極權政體。公民具有普適的共同良知及社會道德規範、善良、同情弱勢、守護公義、普遍的法制意識及守法護法等,有言論的自由(雖然越來越自我限制或者受限)、貧富差距巨大但也不存在絕對的貧窮。這一切優秀的社會DNA,是香港最為寶貴的財富基礎,也應該共同維護及傳承。

香港公共良知的覺醒

一直以來,外界對香港公眾的感受均為忙碌於生活與工作、對周圍發生的事件漠不關心。公眾普遍放心於政府的管制及社會的正常運作,鮮有積極參與公眾事務,特別是對政治事務的「冷感」。然而,2019年香港的6月,注定是改變香港社會的一個歷史性月份。林鄭月娥政府創造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抗爭遊行、香港史上最為暴力的警察清場行動、以及政府及建制保皇派最為失敗的面向公眾的解釋/「道歉」等。這一個號稱「好打得」的政府首長,在強大的民意面前,也徹底被打叭在地。

6月事件,標志著香港群體性的覺醒,強化了自身的群體身份意識。97之後沒有任何一個時刻,香港人普遍性的接受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存在。

香港從來不缺乏遊行與抗議活動,這是香港這種管制架構下防止政府不可漠視民意的一種方式,也是自由社會公民的權利。然而,以往的大規模的遊行抗議,卻鮮有如6.9、6.12、6.16、6.21這樣的規模以及目標的一致性,形成了香港有史以來泛民各派的團結一致,林鄭也當之無愧成為香港後97的「團結之母」。這充分證明,此條例已嚴重的危害香港的社會及存在基礎。於個體而言,此條例修訂的嚴重「後遺症」就是未來會影響作為個人自由意志的良知基礎。當預期將來會可能發生因言獲罪、「莫須有」、莫名其妙「消失」等事件時,香港人作為一個群體站了出來,向政府說「NO!」!這是政府未曾料到的反應,這也源於政府本身的授權來不是來自於普遍選舉,自然缺少傾聽群眾聲音的習慣。由此可見,香港社會的公共良知/道德的高度成熟,即便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情況下,民眾對於自身權利的保護,對於社會公共良知的維護,也是極其堅強的。

加大了政府未來施政的困難

不管林鄭在未來是否提前下台問責,其管制威信已盪然無存。其所表現出來的對民意的漠視與傲慢,已達病態的程度。相關的分析可參見本人先前的文章(林鄭究竟患有什麼病?) 林鄭有非常明顯的 Hubris Syndrome(狂妄症),可惜,她的幾十年公務員經驗沒能夠幫助她預料到香港的民眾會如此強烈的反抗,這也本身屬於對香港的認知不足,或者狂妄專橫之下分析決策能力失當的原因。

讓世界認清了一國兩制的真實現實

反對「逃犯條例」最深刻的基礎還是在於中港兩地互不信任。這主要還是在於社會體制的完全不兼容。在一國兩制之下,如果嚴格的執行一國之下的兩制,井水河水不互犯,也是可以如過往一樣相安無事的。

然而,極權社會永遠不會存在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思考,因此,更不會存在公共的良知與道德規範,整個社會在此基礎之下的構建,只會形成一個信任度幾乎為0的群體。這不是隨便說的,最新的Science期刊的調查( 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中國公民的誠信指數全球墊底。這毫不奇怪,前面論述過了,極權的社會體制不會形成自由意志,自然不會有公共的良知與道德,這樣的社會個體只是「快樂機器人」。可見,這結論是有哲學及科學基礎的,現實也是如此成功驗證。過去二十來年一國兩制的實踐更進一步證明了不僅其民眾,政府本身也不是一個誠信可靠的政府。不管中英聯合申明為歷史文件,還是未能夠兌現加入WTO的承諾帶來的貿易戰、或者本應2007、2017推行的「雙普選」等,都表現出這個特徵。

香港的抗議事件表明,如果無法更純粹地執行「一國」之下的「兩制」區隔,未來更會出現災難性的後果 。如果兩地政府以「反送中」危機作為教訓,或許不是壞事。畢竟幾百萬人上街之後,連一塊玻璃也沒有損壞,因此,政府更不應該繼續破壞香港的群體良知基礎。當無法改變另一邊的現狀時,各自保持自己的現狀,這才是最佳的策略及施政原則

年輕人要為自己的未來代言

雖然林鄭「媽媽」在媒體訪談時慈母上身,然而,這種完全不尊重年輕人對未來的思考的方式,最終證明毫無用處。在香港這種成熟的自由公民社會之下,以極權主義思維來管制,只會處處碰壁。200萬人上街大概是最好的反饋。

我甚至懷疑連AI、量子計算等都不知為何物的「慈母」,怎麼樣去替年輕人安排他們的未來?上一代人應該做一個「傾聽者」、「引導者」的角色,了解他們的想法及需求,從而提供正向的引導及幫助。如果林鄭真那麼中意「慈母」上身,那麼,必須先綁住他們的腿、堵住他們的嘴、蒙住他們的眼、限制他們的思考、加強冼腦教育,培養快樂香港機器人,這樣未來要推行任何政策,都會非常容易。這方面,如果真那麼有興趣,應該向中X政府好好學習一下,他們有成熟的系統性的實施方案及培訓機制,譬如這次警察行為,就表現了非常優秀的受過中國警察培訓的痕跡。從另外一方面來講,政府現在推行的法制是從根本上動搖兩制區隔的基礎,而未來的世界是他們的。到那時的林鄭,應該沒機會見上帝,而是已去見鄧小平、毛澤東了,年輕人怎麼會不生氣?不上街呢?

香港的年輕學生,特別是6. 12這個非周末的暴力清場的抗議時的那些學生,他們表現出了自由的思考及對自己未來負責的態度 ,這是香港之幸,值得鼓勵!

政府及建制派別之惡是文明之恥

香港現行的立法會功能組別、特首的選委組成機制,都有悖於民主自由的常識。所幸於香港有世界最高素質的公民,因此,香港社會也一樣運作良好! 一個如此成熟的公民社會,居然連印度一樣的自由選舉都不存在,無疑是對文明社會的一個嘲諷,也是香港的悲哀。

另一方面,如果這些披著代表「香港人」利益的代表們,如果真正的是代表香港的普遍的社會價值及利益,6月的香港就不會如此失序。無產者不會有自由的意志。Lord Acton(維多利亞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說過「財產,非良知,才是自由的基礎」。換句話說,無產者不自由。這裡的財產是指受法律保障絕對的私有概念。這些建制派們所代表的利益錯綜複雜,然而有一點是明白的,決非大多香港人的利益。不管他們代表的是某個特定群體或者個體,他們的基本共同點都是:屬於CCP可信任、可控制的群體。而這可控制來源於其複雜的或中或港的商業利益「合法」安排與輸送,也就是說,他們並非可以做到絕對的自由,除非不顧自己的那些被控的利益。與內地富豪不同,他們也還並非完全受控,只是處於一種利益分配之下的代理人角色,有相對的自由范圍,但無絕對的自由意志。

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建制保皇派能夠那麼有恃無恐地推行有害於香港多數人利益的政策,因為,他們聽的、想的、做的,都是不源於香港公民社會共同的良知及道德基礎。他們的行為,完全符合 漢娜.鄂蘭所定義的「平庸的邪惡」( banality of evil)這種「惡」不是 「極端的惡」(radical evil),如希特勒這類,而是一種平庸、平凡的惡,甚至他們平時還表現出高效的公務員的業務素質。

一個人徹底放棄了思考的權利,完全將自己當成了冷酷制度中的一顆螺絲釘。他認為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與這個制度步調一致,就是讓這個制度完美運轉,從不去思考這個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思考這個制度的合理性。
他的邪惡不是極端的邪惡,而是拒絕思考的平庸之惡。
」(by 漢娜.鄂蘭)

這些保皇派別,假香港之名,行為CCP管制滲透之實。他們的工作非常的努力,甚至是專業的「精英」,然而,在代表香港公共良知與道德要求方面,所作所為卻完全是摧毀這個共同的基礎,最終將香港帶入一個分裂自私型的社會。與極權社會一樣,他們放棄了自由思考,只聽北面的安排及指示,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個人的利益就會最終受到損害。一些建制派人士,在6.12之前,完全支持立法會繼續二讀審議。幾百萬人上街後,發現形勢不妙,馬上立場就180度轉變,這並非是聽取了大街上的民意,而是深圳河北面的權衡及命令。幾乎所有的建制保皇人士,都是這樣放棄思考的機器人,因為不能夠思考,一思考就會犯「北」,從而最終影響自己的個人利益。這方面,那些在內地有巨大商業利益的地下黨同志們非常清楚的。

香港的悲哀之處就在於目前還在受制於這個平庸的邪惡團隊在領導。他們不僅沒有思考,還沒有記憶。如果是常人,他們不會這樣的表現。過去發生的、過去做過的事,會形成一種個人或社會的記憶。記憶是一個道德的范疇,而這種記憶會有良性的方面,也會有惡性的方面。香港人的共同記憶形成了這個群體的共同道德基礎,而歷史的惡的記憶則會影響未來。在這方面,SAR政府及建制保皇派真的應該從哲學的高度來思考這個政府的管制基礎問題,保持施政利益立場的一致性,這也是放香港一條生路。建制保皇派們天天表演的「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這無疑是香港這個社會一個巨大的笑話。如同上面圖片展示的部分保皇派的言論一樣,將所有建制保皇派在不同時期說過的話,整理在一起,無疑會讓精神科醫生以為這是收集的精神病人的語錄! 以這樣的白癡群體代表施政,任何一個文明的社會都會覺得是恥辱。

當那位麥小姐向林鄭連女人的基本羞恥也不顧地大罵時,根本的原因不在於為了強烈反對林鄭的條例修訂,而在於其所代表的利益的最終可能受害。或許美國及其它國家表達的關注以及準備推行的關於香港的破壞人權的法案起了關鍵的作用,任何情況下,沒有比傷及自身更能夠感受到切膚之痛。香港的整體利益在建制派眼中,從來就未曾納入考慮范疇。

漢娜.鄂蘭指出為人的更高級的境界,是共同的生活、集體的生活,我們有了世界後彼此互動,知道自己是誰、別人是誰,我們才有一個對自己更好的理解,我活著是為了什麼、有什麼意義,我要做什麼才能讓後人記得我,這就是「行動」,它關乎集體的「記憶」,人們的尊嚴,在這個層次裡,人們追求的是「不朽」的概念。香港是一個從社會層面滿足這方面的成熟的高素質的公民社會,而我們的這幫最終代表極權利益的保皇派,忘記了自已所屬群體,似乎人人都只當香港為一個「階段」,是一個「暫態」,反正,我走之後,一切與我無關!

6.12的暴力清場,6.21的圍困警察總局,我們看到警察的表演,完全無法相信這是在一個文明的香港發生。應該處於保護公民的警察隊伍站在了維護謊言的一方,並且製造藉口,作假嫁禍於抗議者,警察體系的信譽盪然無存。需要恭喜的是“國際特赦組織”認定612警方暴力違反人權,盧偉聰是否需要去解釋一下以維護香港的人權形象?盧偉聰有充足的理由說明自己只是執行政府的要求,即完全是漢娜.鄂蘭的「平庸的惡」的表現。然而,香港抗議者是世界級文明的抗議者,沒有警方主動的挑釁,就不會出現6.12的結局,更糟糕的是,警察體系覺得自己屬於被冤枉的「好人」,卻堅決拒絕成立獨立的調查機構對612暴力事件的獨立調查,這於邏輯完全不符啊,在香港法制嚴明的地方,有什麼害怕獨立調查的呢?唯一算計失誤的是,忘記了今天的世界,是人人都有攝像手機、並且媒體及自媒體太過普及的時代,話語權完全不在傳統的威權的一方。如果政府管制真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任何的行為也會更為嚴謹而不是如此的魯莽。

香港的6月是香港作為一個整體多數覺醒的時間,香港的群體意識及良知,在這個月的不幸事件中,得以覺醒及鞏固。未來,我們會看到一個更來嚴格的「一國兩制」下的新香港,建制保皇極權的代表,會越來越沒有市場。

另外,剛剛,恭喜林鄭成功超越前任,創民望新低!

香港,依然會是我們的年輕一代期盼的可愛的香港。他們的自由思考才是香港的未來。

24/0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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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
Mount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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