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文化評論

台灣民眾對日治時期的「懷舊」、《KANO》對於日殖建設的美化，與其說是美化殖民者，不如說是對當代台灣社會的否定和反思，甚至是對執政當局的迂迴貶抑。《KANO》的宣傳強調欲透過電影「找回台灣的美好年代」，如同近年各種「台灣之光」的論述，試圖透過往日榮光為台灣在困頓的當下尋找安慰…

鄧麗君無疑是冷戰時代最甜美的「面子」，她的「經典化」除了源自動人的歌聲，更源於特殊的冷戰政治情境。鄧麗君的音樂地位看似同獲兩岸社會尊崇，然而細探背後成因，她在兩地的成名背景其實大不相同，而「鄧麗君」這個符號的文化影響力看似超越兩岸政治，實際上卻深受現實政治的伏流牽動……。

台灣抗日電影中消退的民族主義，突顯台灣新一代創作者和觀眾在全球化時代下，流動且彈性的身分認同……然而台灣、中國、日本在東亞地區的「三角習題」未解，可以預見的是，「抗日歷史」仍可能隨時成為華語電影用以召喚政治意識或集體精神的重要主題。

2013年，同樣是深深的黑夜、同樣在總統府前廣場上，台灣歷經80年代的衝撞後已解嚴多年，導演和民眾不必偷偷摸摸地抗爭。當年為戲狂飆的柯一正帶著後浪潮世代的台灣導演大方地在廣場上播放反核短片，看似以不同方式衝撞新議題，延續的仍是電影圈團結、愛惜土地、敢於批判的傳統……

「反核四五六」周周搭建的臨時舞台頂上， 「自由廣場」字匾在路燈的映照下格外冷冽。過去那個位置寫的是歌頌蔣介石的「大中至正」。從象徵威權的「中正」到除魅為「自由」，台灣走了半世紀，眼下台灣從核電廠林立到非核家園，似乎也有條漫漫長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