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間,逃港潮勢不可擋,港府實施抵壘政策。前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憶述,偷渡客成功到市區登記可得永久居民黑印身份證;以單程證申請來港者則獲臨時居民綠印身份證。當時不少單程證者是昔日到中國大陸建設祖國印尼華僑第二代,以返印尼繼承遺產為由申請出境,一去不返。
當年中港分隔,回鄉港客引無數羨慕,甚至有民眾不惜投奔香港,擠進資本主義社會。當時工廠貼滿招聘,有身份證就能開工,好些人認為這已是安樂茶飯。
隨著主權移交,教育署要求教科書按一個中國大原則修訂。關於台灣地位,為免得罪中共或台灣當局,有教科書主動刪去台灣部份,引來坊間批評,港大學副校長程介明形容全中國都不想看到這狀況。
文革時不少上山下鄉城市青年選擇投奔他方,部份循難民方式經香港逃往美國,更多則留港定居。有研究認為由於語言地理相近,多數逃港知青來自廣東省,間接促成當局開設深圳經濟特區,用生意留住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