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基本法起草，查良鏞出任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曾透過旗下《明報》社論和新聞編採力推其穩健「雙查方案」，報紙銷量一度大跌，直到八九民運時該報加入主流支持學生才回升。查良鏞一度被批評為「老反共分子」，他自言尚有氣節，除了辭任草委，更說對當局遠而避之，就算國慶觀禮都不去。言猶在耳幾年間，查氏評彈彭督政改文章再受賞識，獲邀歸隊拜見總書記，更成為香港特區籌委，以至挺董連任星級助選團成員。
1. 八九民運短暫放空
RTHK 傑出華人系列 查良鏞(2007年12月9日)：
查良鏞[1989]：「現在想起來也很難過，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我想沒甚麼特別，很傷心就是了。」
蔡炎培(前明報副刊編輯)：「我生平只見查先生兩次流淚，一次是公開場合，因為六四風波。」
從4月16日至6月底為止的77日內，查良鏞共寫了38篇社評，充分肯定學生反貪污的立場，《明報》銷量從「雙查」方案最低潮躍升至超過20萬份。
TVB 星期一檔案 噩夢(1989年6月19日)：
鎮壓群眾後5日，鄧小平終於公開露面，接見戒嚴部隊幹部。鄧小平這次露面，令外界一些人明白，他原來確是這事件幕後主腦。
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過往一直敬佩鄧小平，所以事前不相信鎮壓是鄧小平決定，他說看見鄧小平在電視上出現，感到很震驚：「感情很難描寫的，甚至我寫小說都不大容易寫得出，以前下意識有一廂情願想法，可能他已死了，這些事不是他主動的，可能他生病，不能自由啦，或者他給人軟禁啦，有這種想法。當然你說這是很幼稚的想法也可以，其實你很現實的觀察鄧小平的個性，他對政治問題是絕不讓步的，半點也不讓步的，非常非常強硬的。我了解他，他不肯讓步，但完全想不到他可以殺這許多人。」
記者(李文靜)：「你說過欽佩鄧小平，你也支持他的路線，現在一下子就變成這樣子，你會不會特別心痛？」
查良鏞：「我自己…在電視上看到這些…屠殺的情況，現在想起來很難過。個人感受…我想跟每個香港人一樣…絕對不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了，沒甚麼特別，很傷心就是啦。」
其實在屠城之前，5月19日，李鵬與楊尚昆在黨政軍大會上表示要派兵入城後，查良鏞就立刻決定辭去基本法草委職位：「中國政府這樣做，完全違反民意，對學生的和平請願，絕對不應用軍隊武力來鎮壓，我當時反應是一定要抗議反對，以後不跟她發生任何聯繫，所以馬上決定，你說衝動也好，但這是跟我過去長期的信念有關，不用多考慮的。」
身為基本法草委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查良鏞去年提出有關政制主流方案，被民主派人士批評，認為太保守，引起一場政制大爭辯。有反對主流方案的專上學生甚至焚燒明報抗議。經過血洗京城事件，查良鏞如何看香港政制未來？
查良鏞：「如果你要爭取很大很大的民主，他也許會答應，但實際上將來我個人不相信他們真的會做到。以前大家不相信，經過6月4日，如果再不相信就太不現實，也可說過份理想化。」
記者：「但現在香港民主的呼聲很高…」
查良鏞：「你民主呼聲很大，天安門廣場民主的呼聲還要大，最後結果怎樣？應該看得到。」
身為新聞工作者，查良鏞如何對待這曾經血腥鎮壓群眾的政權？
查良鏞：「如果共產黨以後有些政策，政策本身好，對國家民族有利，我們單單就這事還是會講她好的。作為公共傳播媒介，全面否定不是做新聞工作的態度，這變成過份有偏見。」
記者「那你個人呢？」
查良鏞：「我個人就是跟她不來往，以前是遠而敬之，現在遠而避之。」
記者：「比方說中國國慶40週年邀請你到北京慶祝，你會去嗎？」
查良鏞：「不會去，不去。我想他不會邀請，假定邀請的話，你站在天安門廣場看台上，怎能站上去呢？一生年紀這樣大，經過很多波折困難，不過這次就非常非常突然，比較想像不到。而且，對國家很長期存很大期望。像文化大革命，我沒甚麼太大激動，毛澤東搞這些東西很多年，想像他會這樣很自然的，沒甚麼難過。」
北京屠城事件後，查良鏞署名寫了篇社論，說自己老了，無所謂。他對將來有何打算？
查良鏞：「前幾年，太太問我，《明報》30週年你退休啦，基本法也做完啦，你60多歲啦，怎麼想啦？我說到杭州買屋子，回到故鄉去跟老朋友親戚住在一起。現在這想法不知將來有否希望，我自己國家民族觀念很強，對鄉土觀念也很強，或者我們年紀大一點的很多都有這種想法，現在想到這事情還是很難過。」
查良鏞今次對北京當局態度，有消息說令當局很不滿，說他是老反共份子：「我太太很害怕，我家人很擔心，我說其實活到這年紀也夠了，不用擔心甚麼，一個人光明磊落做一世人就算了，一切後果誰都想不到，害怕這害怕那，你可能一出門給汽車撞死。總之還有種良好願望，希望中國政權能很快改得好一點，所以這事很難決定，真的這裡很像住不下去，愈來愈不開心了，當然也會考慮去移民的。」
查良鏞在社評親筆表明自己有正義感有氣節，又強調《明報》不會再為有條件進口中國內地而自我審查。
明報社評(1989年6月11日)：
筆者一向明瞭共產黨人對掌握政權的執著…然而他們無論如何是中國人…誰沒有缺點？只要做的事對國家人民有利，就當肯定而予以支持…即換上一個政權，也未必做得更好…我深切了解到中共領導人對於民主自由所能接受的限度…不幸的是，這個限度其實比筆者所想像的還小得多…血洗天安門之後，明報已不可能再顧全為了對中國內地提供訊息而繼續自行節制。作為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就像極大多數香港同胞一樣，正義感和氣節還是有的。至於將來怎樣…甚麼都無所謂。
2. 取道莎翁合作共融
發表過對北京疏離言論後兩年多，查良鏞成功將《明報》上市再交棒易手，又獲牛津大學頒名譽院士，主持講座時，查氏借用莎士比亞名句，形容鄧小平堅持改革開放健康務實精神，將裨益中港兩地，由此呼籲港人放下政治偏執，透過經濟合作與中方重建互信。
〈香港和中國：一九九七及其後五年〉《明報月刊》(1992年4月)頁4–9：
任何民主要求都會威脅到那些領導人的權力。要求民主在中國成了瀰天大罪，正如從前有人膽敢挑戰皇帝權力、覬覦皇位一樣…去年九月，香港舉辦了立法局議員首次直接普選。公開大力反對北京所有措施、所有決策的民主派香港民主同盟，幾乎囊括了所有席位。至於北京支持的候選人，根本沒有機會贏得一席半席。這種種因素綜合起來，造成了一個困局：一方面，中國和香港經濟上緊密合作，對雙方都有利；另一方面，出於雙方互不信任，爭端此伏復彼起…
[中共]黨內有人主張扶掖社會主義模式，壓制資本主義模式。鄧[小平]先生最後定案，紛爭從此平息。他說：「要全力促進經濟發展，不管它姓社還是姓資。」這個信息就像莎士比亞一句名言那樣清楚：「名字是什麼？我們稱為玫瑰的花兒，換了一個名字也同樣芳香。」由於這種健康的務實精神，中國經濟會在良好的環境裡興旺。人們受到當局的控制會越來越少…我想，假如北京真的能夠遵循鄧小平先生和江澤民先生的務實精神…以後的事，就讓經濟力量在中國和香港順其自然發揮作用好了…在香港，人們對經濟利益的冷靜計算，重要性通常遠遠凌駕於情緒化的政治口號之上；同樣的情形也正開始在中國逐漸發展。這是對局勢大致樂觀的基礎之所在。
3. 嘲諷彭督歪曲傳統
翌年，查良鏞撰文重提多年前參考歐洲中世紀同業公會共治主張，為香港功能組別辯護，以婉轉行文嘲諷彭督政改構想新穎奇特、無中生有，歪曲傳統令人咋舌。
〈功能選舉的突變〉《明報月刊》(1993年1月)頁13–16：
我相信民主制度是缺點最少的政治制度…然而…世界各國…沒有一種是完全相同的。從無民主發展到充分民主，過程有快有慢…
英國從一八四二年統治香港，到一百四十三年之後的一九八五年，才有功能組別選出的議員，到一百四十九年後的一九九一年，才有十八名直選議員，而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擁有絕對行政權力的香港總督，仍由英國政府指派。比之基本法中預期特區成立十年即全面普選，包括選舉行政長官和全體立法會議員，其間緩進和急進的速度無法以數據來表示…[基本法]草委會制定這個相當快速的民主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順應了香港社會上要求急進民主人士的一部分要求和主張。當然，比之急進民主派所主張的進程，是遲了八年。急進派主張在一九九五年立法局有半數直選議席，基本法則規定為二零零三年。
八年和過去一百五十年相比，應當並不是很長的時間。既然進程已定，已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正式通過，無法再改，大家似應心平氣和、團結合作的謀求平穩過渡，保持繁榮穩定，然後籌備十年後全面普選，充分民主，豈不是好？何況中國全國正在全力進行改革開放，香港資本家正大學到內地投資，中國和香港前景一片光明，何必為了民主發展的步調相差八年而鬧得面紅耳赤，大傷和氣？…
目前香港二十一個功能組別的登記選民共六九、八七四人，改為全部個人投票後，合格選民約十九萬人，彭督建議再擴大為二百七十萬人，則「根據功能大小以界定選舉權」的原意就完全失卻了。如認為一位港府高級首長和一個理髮店洗頭工人在社會上的功能相等(雖然人權、人格尊嚴、法律地位等完全相等)，恐怕很難令人同意。
這樣的改變，是任何人所想像不到的。即使是民主急進派的領袖李柱銘先生和司徒華先生，在基本法草委會議的討論中，或是在其他任何場合，也從未提過這樣大膽而想像豐富的創見。以我之孤陋寡聞，也從來沒有在任何書籍、報刊上讀到過，沒有聽任何人談起過。我初次聽到時，只覺新奇無比，過得兩個多月，仍覺十分新穎而奇特。
冷夏(1994)《金庸傳》頁454：
查良鏞自辭退草委後的表現，中共是一清二楚。他在英國牛津大學的演講，他關於香港政制問題的一些言論，他反駁彭定康的文章，中共領導人是留意到的。可以這樣說，查良鏞在香港政制問題上的看法，與中方的意圖是接近的，甚至是不謀而合的。所以，相信中方希望能和他一起交換對香港問題的看法，更希望他能為香港的平穩過渡起到應有的作用。
4. 歸隊訪京禮遇重重
1993年3月18日，查良鏞在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陪同下展開訪京行，獲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等領導人接見，先前批評彭督文章，得總書記點名讚賞，查返港後再撰長文留念。
〈北國初春有所思〉《明報月刊》(1993年6月)頁81–91：
在香港時，新華社曾問我，除了預定要見的中央領導人外，還想見誰。我想，人大、政協正在緊張開會，不便要人家抽時間出來，打擾重要工作，所以只提了一句：「如果浙江省領導人那一位有空，想請他談談家鄉情況。」不料兩位領導人[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省長萬學遠]都到了…
19日下午3時半，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南海會見。張浚生先生陪我走進客廳時，江總書記到廳門口迎客想見，廳內已到的有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丁關根、港澳辦主任魯平、新聞辦主任曾建徽、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江總書記先說：「查先生久仰了，今日初次見面，我們十分歡迎。你的小說在內地有很多讀者，許多領導人也很愛看。我沒有仔細讀過，但翻閱過…我們年紀都差不多…都經歷過民族和國家的艱危困苦，有許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讀你的政論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鳴。」
他指著茶几上的一本《明報月刊》一月號，說：「比方說你這篇文章中談到民主的發展，各國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國自大憲章開始到婦女有選舉權，足足經過了700年之久…彭定康先生怎麼到香港來忽然搞這麼一套。你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我也看過了…」
他問起一般香港人對於中英爭議的看法。我說工商界人士大都不贊成彭督的方案，一般職工和青年學生則支持…普通香港市民…只希望中英談判合作…不希望突然有急劇的改變。所以魯平主任在記者招待會中肯定宣告中國不會提早收回香港，所謂「另起爐灶」乃是完全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辦事，香港股市立即大升…
此後有30分鐘左右的時間談論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和英國的政治局勢。我總的印象是，江澤民並沒有太激烈的主張和言辭，但對原則和外交立場十分堅持，表示沒有退讓半步的可能。他說：「中國人是有脊樑的，決不會對外國人的無理壓力彎腰。」…後來又談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他說：「『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保證是一定要實現的…香港人大都要求穩定繁榮…中國何嘗不要穩定繁榮？全世界都需要穩定繁榮。中國12億人永遠站在穩定繁榮一邊…」
預定談話的時間是一小時，但江總書記談興很高，我看時間已超過了將近半小時，於是說：「請問關於香港問題，江總書記還有甚麼話要對香港人說？」
他想了一想說：「第一，香港問題在九七之前，是中英兩國政府之間的事，絕對不容許第三者插手幹預；在九七之後，是中國的內政，自然不容許外人干涉。有人企圖將香港問題國際化，那是絕對辦不到的。第二，中國政府嚴格遵守一切國際協議和承諾，希望別的有關國家也同樣嚴格遵守。第三，中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必定要使香港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樂，這是我們的基本國策。」…
20日中午，姬鵬飛先生和魯平先生在釣魚台國賓館宴請。宴會所談，自不離彭定康與基本法…參加了港澳辦公室的午宴後，下午飛赴青島。在山東停留了4天…天盡頭是山東東臨渤海的最尖端…當地有兩塊胡耀邦題字的碑，一塊寫「天盡頭」三字，另一塊寫「心潮澎湃」四字。風景管理處的職工循例要我題字留念。我回憶當年會見胡耀邦時他豪爽而毫無保留的談話，想起他對國家所作的貢獻，以及他正直的性格，寫了幾句：「天盡頭，地盡頭，東望滄海水悠悠。追憶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值得欣喜的是，中國自上至下，大家已不談馬列教條，真正在改革開放。中國過去教條太多，毫不開放，需要大大開放。香港社會本來充分開放，多數居民滿意於現狀，害怕九七後有太大改變，那麼就不應要求變，而應努力要求不變。
1994年，查良鏞獲北京大學頒榮譽教授，以歷史為題發表演講，強調改革開放是中國規律，是振興民族秘訣，又預告西人要向中國取經，學習解決整體人類問題之道。
〈我的中國歷史觀〉《明報月刊》(1994年12月) 頁12–17：
縱觀中國歷史…我們的民族先是統一強盛，後來慢慢腐化，組織力量衰退。此時如果出現一些改革，那麼就會中興。如果改革失敗了…外族敵人就會入侵…常常是我們民族的轉機…一旦同化、融合了，我們華夏民族就壯大起來，統一起來…
今天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大家明確兩個觀念，那就是改革和開放。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這樣壯大，靠的就是改革和開放。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內部要積極進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難，改革成功了，我們的民族就會中興。同時我們還要對外開放，這點更為重要，因為我們中國人有自信心，我們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強大，外來的武力或外來文化我們都不害怕。
那邊廂，杭州市政府劃出西湖附近一塊土地給查良鏞長居，查良鏞斥資過千萬港元建成「雲松書舍」，據悉因為覺得太美滿不願獨享，就在1996年11月連地帶屋捐回給當局作文化用途，獲政府再加以表揚。捐贈儀式後，查氏夫婦和新華社老友張浚生夫婦住過一晚就離去。後來有當地文化單位向傳媒申訴，指書舍在2008年翻新後變成豪華會所，午晚各設兩席，人均最低消費500元，連同酒水每餐動輒過萬元。直到2014年中紀委整風，雲松書舍連同馬雲江南會等多家高檔會所才告結業。
5. 指教港人認識時務
自言不想做政治家的查良鏞，在九七變局初期仍有相當程度參與香港時政事務。特區成立前，查良鏞應中方委任做籌委會委員；特區成立後，查氏獲特首董建華頒發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及後更加入董建華角逐連任助選團，出席挺董集會，不過挺董不夠兩年，就忙著收拾地上眼鏡碎。
2003年港府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查良鏞對草案甚有意見，擔心香港生活方式受損，又引伸應用總理溫家寶總理講法，指特區政府做事缺乏決心、勇氣和行動，損害中國利益，認為董建華應向市民道歉。
2004年，查良鏞在《明報月刊》鄧小平誕辰百年特輯撰萬字文，以其版本的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初衷，回應當時政改爭議，以法理權限反駁中央干預香港指控，形容人大率先開腔否決零七零八普選，是保護香港顏面的美意。文章總結指，九七後香港失色是小將小兵不中用，未能發揮大元帥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預早奠定一國兩制的雄圖勝局。
〈憶鄧小平的「治港遠見」〉《明報月刊》(2004年9月)頁22–35：
我國歷史的傳統，中央政府往往只求地方政府「歸屬」，並不尋求質利益，所以可以不徵稅，容許當地人民採用原來風俗習慣，「順其土俗」，慢慢地與中原人民融為一體，這是「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可貴精神…現在的中央政府既不在香港推行「一胎制」的計劃生育政策，也不在香港徵兵，比之古時的「邊郡」、「羈縻州」制要寬鬆多了…
香港有不少人抨擊人大常委會否決二○○七、○八年普選，認為人大常委會不該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本港法院本來無權解釋，但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法院可以自行解釋…人大常委會可以授權，也可不授權。在授權之後，如認為香港法院的解釋不妥，人大常委會可予以糾正。
香港有人提議於二○○七、○八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規定：「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須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的條文是經政制小組多次反覆討論、由我親筆寫成的…我決不會記錯…
基本法中規定香港要循序漸進地逐步推行充分民主，如果加快腳步，是不是更好…我只能坦白承認：「以我現在的知識和推斷能力，無法預測四五年之後的香港局勢，如果鄧公仍在世，向他請問一句就好了！」但如要作出和基本法所規定不同的決定，必須依照基本法所規定的程序和手續，如果不照做，那就是「違法」了。我反對「違法」的事，那是確定無疑的…
人大常委會已向特區傳達意見：二○○七、○八年香港特區不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人大常委會有沒有權宣布香港特區可以或不可以改變行政、立法重要人員的選舉辦法？這點基本法中沒有規定，但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批准或不批規定要改變選舉辦法…為了免得香港多經一番政治紛擾：立法會中有無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行政長官是否同意？假定大大紛爭一番，最後送上人大常委會，常委會早已決定不批准，那時宣布不批准多似乎不給香港行政長官的面子，又不給立法會中多數議員的面子，與其那時鬧得灰頭土臉，大家面目無光，不如先行宣布「不批准」，各位不必多此一舉了…
回想當年鄧先生那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當我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時，不禁淚水涔涔而下…他深謀遠慮地給我們安排了穩定繁榮的妙策，香港人平平穩穩地過了二十多年安定幸福的生活，現在卻有人覺得他的遠見錯了，想要另起爐釷(我一點也不怪他們。回歸以來，香港的情況似乎不及英國人統治的那時候了。那是我們無能不中用，大元帥定下了建大功的錦囊之計，我們小將小兵執行得不好，打了敗仗)，我不想跟別人比大聲爭辯，只想說：「鄧小平先生的治港遠見是正確的，大家好好地幹，五十年不變，到時必定局勢大好！」
6. 學府功名造極登峰
1999年，查良鏞獲掌控浙江大學四校合併的張浚生破格邀請，擔任人文學院院長，一償任教高等學府心願。
《張浚生訪談錄》(2011)頁379–381：
浙大要建成一個高水平的大學，院長是一個很重要的形象…我們提出如果學校裡面某個學科有院士，只要其願意幹，而且有行政能力，就請他出山…當時正好有一篇報道，媒體記者採訪金庸…問他以後想幹什麼，他說可能到北大或浙大研究一點學問…於是我跟潘雲鶴校長商量…老潘也同意，我馬上打電話給金庸先生…金庸先生聽了很高興，說，好啊，一口允諾。後來由潘雲鶴校長出面寫了聘請信，潘校長去香港出差，特地又當面去請他…1999年3月26日，金庸正式出任斯大人文學院院長…金庸說浙江是他曾經學習和工作過的地方，浙大也有許多他的老朋友、老同學。因此，他「對這裡十分有感情」…外聘院長對我們學校的學科建設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金庸先生，那麼大年紀了，還幫我們組織了好幾次重要國際國內學術會議，把北大、社科院的好多專家學者都請來了，還在學校開設了人文和經濟的關係等講座…
其中一場全國性研討會在1999年10月底舉行，查院長不負所託發表先進演講，形容新聞工作任重道遠，要如同解放軍聽黨與政府指揮，團結保衛國家人民，免受外國顛覆侵略。言論一度令素來以西方價值自居的香港新聞界嘩然(包括其《明報》前僱員董橋)，上海同業則擊節讚賞。上海《新聞記者》編者如此介紹：
新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金庸先生…生動而又風趣地闡述了對新聞傳作為政黨「喉舌」與「工具」的理解，並用大量事實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人權大於主權」的極端荒謬性…出自一位長期生活在香港的老報人之口，在與會者中引起熱烈反響。
金庸：〈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在新聞業機制改革與管理研討會上的發言〉《新聞記者》(1999年12月) 頁17–19：
資本主義社會的傳媒與這裡社會主義國家的傳媒功能不同。在我們中國，傳媒是一種重要的工具，用來保衛國家、保護人民，維護社會和政權的穩定…
任何國家的反政府力量發動革命或政變，必定先佔領電台、電視站、報社…前幾年蘇聯政局大變動，葉利欽的一派也先佔領電台、電視台…如今，中國的政權十分穩固，江澤民主席領導黨與國家，朱鎔基總理辦事，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全國人民擁護，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美國、西歐與日本的極右分子已將中國當作眼中釘…中國如果跟隨蘇聯的腳步…國家和人民的處境一定悲慘之極。
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全世界重要的經濟學家們估計…到得二○三○年，最多是二○五○年，我國的總生產值就可超過美國…就可以堂堂正正的站出來，對抗美國的霸權，維護真正的世界和平了。我們傳播媒介…要為這個大戰略目標服務，要遵從中央統一指揮，各自盡力…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謂「新聞自由」，是指政府當局不能干預新聞工作…新聞自由其實是新聞事業老闆所享受的自由…我在主持《明報》時，關於香港回歸後行政長官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的問題，和主持編務的編輯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極抵制，我並沒有即刻將他解僱，仍保留他的職位，但不讓他處理實際工作了，換一個聽話的人來做…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中國從事新聞工作…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如果再遇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新聞工作者有義務搜集人民的真實意見，向上級領導反映。在從前，有可能被打成「反右」、「反黨」、「反革命」…現在這種情形大概不會再發生了…將來我們社會更進步、更開放，法治更加制度化，我們新聞工作者應當負起更大的任務，協助政府改善工作，揭露各種各樣不合法、不公正的情況，在社會上提倡良好的風氣，抨擊腐化和不道德。
當時有傳聞，查良鏞以外行人姿態指導歷史研究生，被同系老師質疑學術水平，後來他請辭院長職務，執意要自行攻讀博士學位。適逢劍橋大學向他頒發榮譽博士，查良鏞遂向該校申請入學，幾經轉折才通過，共花五年時間，在2010年以86歲高齡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港台節目《傑出華人系列》形容，查良鏞是終身學習好榜樣。
2018年查良鏞逝世，新華社新聞稿讚揚查良鏞為香港回歸祖國事務殫精竭慮；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向查夫人林樂怡發唁電致哀，讚揚查良鏞畢生愛國愛港，為香港順利回歸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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