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TIFA 米洛．勞
《重述：街角的兇殺案》：誰會出手相救？
飾演被害者的主角，劇末跑到舞台左側拉下一條繩子。他一步一步地說：
「我要踩在椅子上；我要把繩子套在我的脖子上；我要把椅子推倒；如果觀眾來救我的話，我就不會死。」
觀眾在演後座談詢問此橋段的用意 — 是真的希望觀眾上台相救嗎？演員Sara Bosschere回答：「這就是這個作品希望大家去思考的。」另一位演員Fabian Leenders則說：「那不就跟兇殺案發生時一樣嗎？如果有人相救，他就不會死了。」
3 月初看了米洛．勞較早的作品－《剛果裁決》。
那時我寫：「這個作品完全沒有要幫事實裹上一層較好下嚥的糖衣。」同樣的，4 月 6 日下午觀賞的《重述：街角的兇殺案》(The Repetition Histoire du theatre)，用殘忍、真實的方式敘述一位穆斯林同志被殺害的事件，但不同的是－ 它是溫柔承接觀眾的。如果說米洛．勞的作品都不好吃、沒有糖衣，但《重述：街角的兇殺案》其中卻偷塞了一點甜。在痛苦咀嚼時，仍能有些回甘的思考。
2012 年比利時列日，薩能．賈菲在同志酒吧前和人攀談，沒想到就此搭上死亡轎車。這一群年輕男性毆打、凌虐他，直到死亡，最後遭棄屍於樹林邊－ 一場真實的悲劇，這群演員又要如何重新訴說？
以簡潔的五幕形式，單純的交代薩能．賈菲如何死去，他為什麼會進入兇手的車子，那他的父母和男友又是如何面對這場慘劇。
Julian Meyrick 在他的評論「重述：令人震驚的劇場和一個讓死者說話的召喚」(La Reprise: startling theatre and a call to the dead to speak) 中提到－
是「 說故事的方式 」(the “how” of the storytelling) 讓這個作品令人震驚 (startling)。
它以一台攝影機帶觀眾看見事件當時的「實際樣貌」。當替人遛狗的蘇西被問及能否現場落淚時，我看著她眼眶的微顫，都鼻酸起來。或是當主角、被害者薩能．賈菲在同志酒吧與眾人歡舞，重現生前所發生的分秒。
看到這我直覺地想到 3 月初的《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一樣以一台攝影機同步投影的方式，再現當時紀錄片拍攝的情境。都是要回顧「當時」的事，《馬密》讓我感覺只是拍下並放大舞台上正在發生的事，試圖拉近觀眾與舞台的距離。
但在《重述：街角的兇殺案》中，用意不單純只是這樣的，因為無論攝影機怎麼拍，觀眾與舞台還是離的挺遠的。而是攝影機如何把舞台上發生的事，真的呈現如同「事件發生」時的樣貌，盡量再現真實。如此，即使觀眾與演員之間仍有極大的距離，卻有了不一樣的相隔。
尤其當薩能．賈菲進入犯罪者的車子裡。車的大燈一亮，聽見引擎的音效，看見鏡頭的搖晃，畫面維妙維肖，可讓人信以為這一行人在向前駛。
這也就是這個作品殘酷的地方。它好真實，甚至浮誇的說－我感受不出表演的痕跡。 「我看牙醫很痛的時候，我都想著他。希望我能感受他那時有多痛。但即使我感受到他有多痛，也都沒辦法體會他的慌張和害怕。」當薩能．賈菲的男友這麼說時，他繼續說： 「在法庭時，每當要看他遺體的照片時，他爸媽就會離開，不忍心看見。但我都會看，因為他一定很孤獨。」一群人訴說一個極為痛苦的故事，很赤裸的、不躲藏的說出自己的驚恐。在真實中，這樣的悲劇，並不需要狗血的鋪陳，本就傷痛至極。
但，它卻不會讓人看得喘不過氣，還有許多有些幽默的笑點。《重述：街角的兇殺案》用一種冷靜、不張揚的方式說一個其實充滿激烈情緒的事件主體，甚至非常巨觀和超脫的帶領觀眾思考－因此我更覺得它是溫柔的。
一開始，先從對於演員跟戲劇的疑問開始。我們是在扮演角色，還是扮演「演員」？什麼時候進入演員這個模式。如果你讀過一點社會學，很直覺的會在長串台詞中，慢慢地嗅出並聯想到 Goffman 的「戲劇論」；中間再引用波蘭詩人辛波絲卡的「劇場印象」(Wrażenia z teatru)，試圖爬梳戲劇中的悲劇和現實的悲劇間的關係。
這兩次看米洛．勞的作品，我都特別覺得親近、頻率很對。從新聞和社會學的觀點，我們認為一位穆斯林男同志之死絕不該只以單一事件看待，而是要注意它所帶出社會的更大現實。是不是列日的城市沒落、逐漸攀高的失業率間接導致的？還是這社會對信仰和自我認同而賦予的汙名？總覺得他的學術背景、記者生涯就是潛移默化讓他獨樹一格的原因。
但是我也反而不懂米洛．勞了－ 他怎麼還可以如此相信這個世界？
讀新聞系要滿兩年了，近期也開始真的在系上、業界做一些很「新聞」的事。用非常小心、懷疑的基礎，搜索資料、匯集資訊、雙重驗證。結果，我發現我越來越不相信世界、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事了。當我找了一整天關於印尼LGBTQ+的資料，看見那裡的人會因為相愛而遭鞭刑；汶萊要上路的伊斯蘭律法，就要這樣將石頭丟向自己的人民，你還能相信這世界都有希望？還相信最後會有觀眾衝上台解救演員？
進行亞洲首次米洛．勞專訪的彭靖文在4月6日於個人臉書，公開當時她與導演的訪談內容。其中米洛．勞引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這句話：
「我的智識使我成為一個悲觀主義者，我的意志使我成為一個樂觀主義者。」
當他著手聖戰士、剛果能源議題這類嚴肅、事關生死與道德的沉痛議題時，卻又能神奇的在其中塞入一些 — 讓人可以相信世界微小卻重要的事物 ：會有人出手相救，免於悲劇。如此給予觀眾「希望」的曙光，對我來說就是米洛．勞在作品裡的大志 。
後記：
之前寫《剛果裁決》的時候，就開始關注彭靖文。週六下午看完演出，我在捷運上讀她放在臉書的訪談紀錄。身為一個有堂叫做訪談原理與實務的必修課的新聞系學生，我覺得她的問題問得之好；兩人的碰撞非常精彩，希望無論認不認識米洛．勞的你，都去看看。
這裡節錄一些我愛的段落：「在當代消費社會裡生活的我們，是無法脫離『消費』的概念和行為的，同樣的我們也無法脫離帝國殖民、後殖民、資本主義。所以對我來說這個問題變成，你可以選擇從中做些你認為最好的事情，或是，不去做那些事。有很多評論批評我，說我沒有脫離資本主義的框架，但怎麼可能呢？我怎麼可能在這個被資本主義定義的世界裡做脫離資本主義的事情，我用那些被定義的語彙，因為沒有其他存在的語彙可以被使用啊。所以我說，問題的關鍵在於你怎麼使用你手上的媒介。」「當你關閉了監獄，就解放了人民，但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要禁止監獄的存在。所以我禁止藝術上的監獄，以此來解放劇院。我換一個字來說好了，不是『解放』，而是『重新開放』劇院給社會大眾。」
其中米洛．勞的這段回答我看了特別感動，他說：「在劇場裡有意義的事情不在於資訊量的多寡，而在於傾聽、存在、理解、同理、在那一刻升起的情感、帶著反思的觀看，這就是劇場對我而言最主要的意義。」在他的作品中，就是能感受到他想和社會對話的熱情。我們真的需要多一點像他一樣相信世界的人。
最後，請大家多關心身邊的朋友、關注周遭的國家，讓我們都可以一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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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表演票券由兩廳院目擊者計畫青年看戲大隊提供。
參考資料
La Reprise: startling theatre and a call to the dead to sp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