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槃與人的右半腦
— 科學與宗教系列之九
1861年，法國解剖學家布羅卡（Pierre Paul Broca）在對一個失語患者死後的大腦解剖中發現其左腦額下存在病理性損傷，他推斷，這一區域是人體的語言中樞。從此之後，科學家們猜想，大腦的不同區域可能各有分工，分別負擔著身體的不同功能。100年後，由一位名叫羅傑·斯佩裏（Roger Sperry）的美國神經心理學家通過對了一系列的“裂腦人”研究，終於讓上述猜想落地生根。斯佩裏的研究表明，大腦兩半球在機能上有分工，左半球感受並控製右邊身體，右半球感受並控製左邊身體，並提出左腦對數字文字的識別、認知、記憶要好一些，而右腦在圖像、圖形處理上占優。因為這個發現，斯佩裏獲得了1981年的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盡管如此，他的這個發現卻備受質疑，因為有很多研究者用同樣或類似的方法研究卻得出了不一樣結論。
不過，對於哈佛大學精神病學系的神經學博士吉爾·泰勒女士（Jill Bolte Taylor）來說，她對羅傑·斯佩裏的研究結論的支持是不可動搖的，因為她是唯一一個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實驗來驗證這一理論的人。當然，這個“實驗”並非她個人自願。1996年12月10日清晨，泰勒博士被左眼後部的疼痛驚醒了，她並不知道她此時顱內的血管已經破裂了。當她試圖像往常一樣去洗澡時，她失去了平衡，靠在墻上。在低頭觀看自己手臂時，她意識到她無法界定身體的邊界，無法定義身體從哪裏開始，哪裏結束，因為她的手臂的原子和分子，與墻壁的原子和分子，融合在了一起。正當她詫異的時候，她的大腦似乎關閉了，腦子裏那個一直喋喋不休的聲音完全消失了，就像有人拿了遙控器按下了靜音按鈕一樣。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相當有趣。當她意識到自己需要打電話尋求幫助的時候，她拿出一疊名片來，但她居然無法辨識哪張是自己需要的名片，因為她看到的是像素，文字的像素與背景的像素混為一體，無法分辨。最後，她花了45分鐘時間，終於找出名片並撥通了同事的電話。但同事電話裏傳來的聲音，在她聽來像一只嗷嗷叫的金毛犬，她自己發出的求救語聽上去也一樣 — 她已經完全辨識不了語音的意義了。
在這長達四個多小時的過程中，每當大腦中那個聲音 — 也就是平常盤旋在我們頭腦中的自我意識 — 消失之後，她就會感覺到自己被周圍巨大的能量所吸引了，由於她識別不了身體的邊界感，她感覺到自己無比龐大且一直擴展，與所有的能量融為一體，特別美妙。她將這個空間稱為“夢幻之地”，所有的壓力都消失了，身體更輕了，無比和平，欣喜若狂。她認為她已經找到了”涅槃”。
後來我們都知道，泰勒博士是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左腦中風，而且用了八年的時間才完全康復。這次奇妙的經歷也改變了她的世界觀。她認為，當我們進入到右半腦時，我們就是宇宙生命的力量，我們的生命與所有的事物融為一體，有無限的和平與大愛；當我們進入到左腦意識時，我們就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就是一個理性的、社會的身份。
泰勒博士的經歷說明了人的左腦和右腦確實有明顯不同的分工，那種認為人的左腦主要從事邏輯思維（語言、邏輯等），右腦主要從事形象思維（圖像、音樂等）並非毫無依據。但是，左腦和右腦的分工遠不止於此。用泰勒博士自己的話說：“右腦主要關心當下的一切，關心此處此刻的事情，右腦是圖像思維，通過我們身體的運動來學習動感，信息以能量的形式，通過我們所有的感官流入，然後形成這個巨大的拼圖。當下是這個樣子，這個氣味和這個聲音，我是一個能量體，通過右腦意識和周圍的能量相連接；我們都是能量體，通過右腦意識相互連接，成為一個人類大家庭；我們的左腦是線性思維，有條不紊的，我們的左腦關心過去發生的事情，也關心未來的事情，我們的左腦被設計用來處理當下巨大的拼圖，會從中挑出細節，以及關於這些細節的更多細節，然後將所有信息分類和組織起來，將其與我們過去所學的一起聯系起來，然後預測未來的各種可能性，我們的左腦是語言思維，它是我腦子裏’喋喋不休的聲音’，把我和周圍世界聯系起來，當我的左腦對我說‘我是’的時候，我就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個體，與我周圍的能量分開了，與你分開了。”
當我們審視泰勒博士奇特的經歷及其對這段經歷的自我反省時，我們不難看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秩序感，包括時間的流逝感、空間距離感以及事物之間的因果、邏輯關系，是建立在左半腦的基礎之上，而非右半腦的基礎之上。如果我們將左半腦的功能暫時”關閉”掉，世界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 — 時間、空間和邏輯秩序完全消失了。它帶給我們的感受是寧靜、美好和喜樂的，以至於它似乎已達到一種“涅槃”的境界。
顯然，通過“左腦中風”這種方式來達到這種所謂的“涅槃”，是十分偶然和稀少的事。但是，佛教徒的禪定修行，似乎是以另一種方式來弱化乃至關閉左半腦的功能 — 禪定本身就是致力於息滅在左半腦中產生的代表自我的“念頭”，也就是腦子裏那個“喋喋不休的聲音”。如果我們還記得康德的”先驗統覺”概念，也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所具有的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能力和對因果關系的認知能力，再結合泰勒博士的經歷，我們似乎看到，人的左半腦就是掌控這種時間、空間秩序及邏輯推導能力的。換句話說，“先驗統覺”的物質基礎可能就是人的左半腦 — 當年康德僅僅是提出的一個哲學概念，沒有想到過它會在二百多年以後獲得了實際的驗證。
如果泰勒博士的經歷確實有獨特的科研價值，那麽，我們似乎可以认為佛教徒所宣揚的“涅槃”找到一種基於腦科學的依據 — 即把涅槃看成是在左半腦關閉狀態下的對世界的另一種覺知。或者說，涅槃是通過對人類“先驗統覺”的修改或屏蔽而達到的一種認識狀態。但是，這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種巨大的危險：我們用右半腦認識的世界究竟是否真實？如果右半腦產生的僅僅是一種幻覺，那麽，這種所謂的”涅槃”就沒有超越生死的價值，而僅僅是活著時的一種暫時的休憩而已。
這就使我們不得不面對康德沒有正面回答的問題：到底是誰賦予了我們“先驗統覺”，其目的是什麽？
